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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只是剛剛開了一個好頭而已，中日軍事交流未來任重道遠
曹剛川訪問日本之前，日本媒體曾以“堆積如山”來形容擺在中日防務高層交流恢復后所面臨解決的問題。這種說法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不可否認的是，中日軍事交往中存在的問題，不可能單靠一兩次“破冰”就徹底消除。
高訪背后有隱憂
雖然在8月27日卸去防衛相一職之前，小池百合子在24日的印度之行中表示，“中國連續19年國防開支呈兩位數增長，存在透明度方面的議論。”日本共同社解讀為，“日方對中國不透明的國防費仍抱有不信任感”，這已經成為橫亙在中日軍事交流當中的一個重要障礙。
其實，無視中方在多個場合對國防開支透明度解析也就罷了。更令人擔心的是，小池此行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加緊拼湊所謂“四國同盟”。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去年出版的著作《走向美麗之國》中，提出了在亞太地區組建組成四國戰略同盟的構想。這一帶有濃厚冷戰色彩的結盟策略一經提出，被國際輿論認為旨在構建針對中國的“包圍圈”。在日方的推動下，這四國將與新加坡一起，從9月4日開始舉行為期四天的海上軍事演習。此后，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還將于9月8日舉行首次三邊首腦會議。
籠罩在剛有所起色的中日軍事交流上空的陰霾，還不止于此。據日本媒體8月23日報道，東京警視廳目前正在對一家日本貿易公司前社長展開偵察，稱其涉嫌將日本潛艇的技術資料外泄，且“可能流向中國”。最近，炒作“中國軍事間諜”已經成了日本媒體的“家常便飯”。
“在目前這種環境下，(中日)雙方恐怕很難輕易實現合作。”日本媒體認為，軍事高訪恢復后兩國軍事關系并不容樂觀。的確，現在還看不出日本放松對中國軍事防范的跡象。
防務交流不可能“一枝獨秀”
面對與中日軍事交流升溫這些“背道而馳”的現象，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楊毅少將認為不必大驚小怪。日本之所以會給人“留著一手”的感覺，“這是日本的政策使然”。
楊毅認為，從日本來講，實際上對中國采取一種“兩面下注”的策略，一方面改善關系，比如在歷史問題上更加謹慎；另一方面日本也在排兵布陣，利用各種資源——包括發展和周邊國家關系等，增加與中國打交道時地緣政治方面的資本，“掌握更多的牌”。
更深層次的中日軍事領域固有的結構性矛盾，也造成這種現狀。楊毅認為，這種結構性矛盾也決定了中日兩國“不可能成為合作或盟國的關系”。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吳懷中也提出，中日軍事交流的深度受到政治安全互信程度的牽制，“現在中日關系還只能用融冰來形容，甚至有大塊冰還在，在這種情況下，防務交流不可能‘一枝獨秀’。”
增強互信要打“持久戰”
鑒于上述前提，推動中日軍事交流的意義是不是大打折扣呢？
吳懷中認為，往深里說，中日防衛領域的“融冰”，是最有助于避免危機產生的，比如預防中日在東海發生沖突的預警機制。“如果雙方防衛部門不就可能發生的不測事態事先達成共識，小沖突甚至大規模紛爭都有可能發生。”
中日兩軍不僅需要增強互信的機制，更需要嘗試著從內心上的接近。“當然，一次兩次是不可能徹底消除彼此疑慮的。”曾與持保守觀點的日本前自衛隊官員“論戰”的吳懷中，對此有切身體會。“懷疑那么多年，你講幾次他就相信了，這不現實。”
擺脫軍事交流低水平徘徊
盡管中日軍事交流并沒有因參拜問題徹底中斷，盡管高層交流已經恢復，但中日軍事交流水平仍有待提高。
2001年到2006年擔任日本防衛大學校長的西原正認為，低級別的軍隊互訪，還有最高層的互訪，這些都比較容易開展。但是最難展開的是中間層的互訪，比如自衛官到中國留學等。
“我做了6年的防衛大學校長，那時沒有派自衛隊軍官去中國。因為擔心如果中途政治關系惡化，那個軍官就可能被中止學業被遣返回日本。”西原正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他希望盡快提高中日軍事交流的水平——比如可以先互派級別比較低的官員去，通過一步步建立理解和互信，之后再達到更高水平的交流。
“高層交流一啟動，下面會一步步來。”楊毅少將的看法是，具體交流層面的問題還要靠高層訪問來推動。
目前，中日軍事交流內容多數是參觀、研討和學習，而像舉行聯合軍演、派員觀摩對方演習、互通演習信息等實質性內容，至今仍是無法突破的禁區。(韓軒、郭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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