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影響引發死刑復核權回收爭論
陳光中認為，死刑復核權的下放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各省掌握的死刑標準并不統一，有嚴有松，又比如行政領導有時會進行干預，導致司法公正和獨立受到影響。陳光中指出，死刑復核權下放后，減少了一道把關程序，有時候容易導致冤假錯案。如鄭州一男孩在與女朋友同居后，因為女方父母的堅決反對在一個月內以強奸犯喪命刑場；某青年因為喝多了在馬路邊撒尿就被定罪為"現行流氓罪"送往新疆改造……樊崇義教授認為，這些都和嚴打時期定指標、下任務有關。樊崇義說，當時有些人還是過去那種傳統的做法，跟搞運動那樣，好像一個警察每人每天必須得抓幾個人，或者是法院判幾個得有指標或任務，這還是過去搞運動的過程中的一個后遺癥。
節目中指出，嚴打帶來了死刑復核權的下放，但是《刑事訴訟法》的第199條卻始終明確規定：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來核準”，而死刑復核權的下放則是通過各種通知和決定來做出的。1996年，《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做出了修改。到了這個時候，死刑復核權下放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而同時上位法與下位法、基本法與通知和決定之間的矛盾也漸漸地凸顯出來。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修改中，一部分人認為，既然實踐中死刑復核權已經下放，那就應該將《刑訴法》199條“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規定進行修改，正式以法律形式確定核準權歸屬地方省高院；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死刑復核權應該全部收歸最高院。陳光中回憶說，當時堅持不改的是全國人大立法部門，他們認為“嚴打”以及死刑復核權的下放是暫時的，不可能作為一項長期的制度規定下來，當時不改有利于在時機成熟時迅速回收。
1996年3月17日，《刑法》《刑事訴訟法》提交修改草案，重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但就在新《刑事訴訟法》正式實施的前5天，也就是1997年9月26日，最高院下發了《關于授權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繼續維持死刑核準權中央與地方分工的格局。
嘉賓們在《社會能見度》節目中回憶起了當時發生的一些案件，在數年之后被證明是冤案錯案。1994年1月20日，湖北京山市民佘祥林的妻子張在玉失蹤，公安機關遂立案偵查。丈夫佘祥林成為最大嫌疑人，于一審被判死刑。佘祥林不服，提起上訴，荊門市中院駁回上訴。`但由于證據明顯不足，1998年9月，佘祥林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免于一死。11年后，張在玉突然回到村莊，當年的“鐵案”成了冤案。據佘祥林回憶，當年公安機關的刑訊逼供長達10天1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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