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又到了一個攸關未來的節點。

　　“1949—2049”這一現代化時間表，隨著60年時光的遠去，已進入至關重要的“下半程”。“十二五”正是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接續點。

　　在這一時期，靠什么續寫“上半程”的輝煌與榮光，走上現代化的正確路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靠什么“動力源”推促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改革開放。

　　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

　　站在兩個五年規劃的交替點上，該如何判斷中國改革所處的歷史方位？

　　30多年來，改革進程勢不可擋，刻下了清晰的“三大步”：到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到2000年，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20年，將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十一五”時期的改革，正運行在“第三步”的區間內。這五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民生領域改革捷報頻傳。

　　“這錢，比兒子的撫養費還及時！”廣東番禺石樓鎮農民李大爺每月最高興的就是去銀行領取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金。“祖祖輩輩種田吃飯，手停了口就要停，沒想到現在也能像城里人一樣‘退休’領養老金了！”讓李大爺感慨的新農保今年將覆蓋全國23%的縣，農民在實現“種地不交稅、上學不付費、看病能報銷”后，又將實現“養老不犯愁”。

　　“十一五”期間，從全面取消農業稅，結束持續了2600多年的種田交稅史，到全面實現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兩免一補”讓1.5億農村家庭受益，從新《勞動合同法》使勞動者勞動有合同、維權有渠道、工資有保障、傷病有保險，到保障房建設快馬加鞭，努力邁向“居者有其屋”，改革在民生領域頻頻著墨，可圈可點。

　　行政體制改革大刀闊斧。

　　在上海浦東新區的政府機關流行這樣一句話：“你‘退步’還是‘進步’了？”意思是：政府要在行政審批和直接參與開發建設上 “退一步”，在營造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環境上“進一步”。經過四輪改革，浦東的行政審批事項砍掉了整整2/3。

　　“退步”正是進步。五年來，從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到“大部制改革”，從政府信息公開到行政問責制度，政府不該管的事情堅決不管，應該管的事情一定管好。政府職能，正從“劃槳”變為“掌舵”，從“全能”變為“有限”，從“管制型”變為“服務型”。

　　基本經濟制度日趨完善。

　　國有經濟戰略布局“有減有增”，“減”的是數量，“增”的是競爭力、控制力和帶動力。

　　非公經濟發展風帆高舉。“非公經濟36條”的發布，使非公經濟和中小企業拿到平等“入場券”；“新非公經濟36條”的出爐，更是打破了針對民間投資的“玻璃門”、“彈簧門”，民間投資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不斷提高，今年首次超過50%。

　　改革全線推進，財稅、金融、市場體系、綜合配套等領域改革也紛紛啟航。

　　歷史，往往是多側面的統一。一部跨越雄關的改革史，同時也是一部海納百川的開放史。

　　這五年，開放有“量”。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全球排名從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二位，出口額從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這五年，開放更有“質”。外貿結構在優化，利用外資質量在提高，“走出去”戰略邁出重大步伐。

　　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的脈搏正和世界一起跳動。

　　改革開放將為轉方式提供強大動力，奠定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格局

　　展望“十二五”，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期。改革開放，依然是未來五年的鮮明指認。

　　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是實現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任何時候都動搖不得。

　　進而言之，改革開放在“十二五”時期尤為重要。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將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而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特征等復雜因素，但根源往往在于體制機制不完善。改革開放正是清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

　　“事實上，‘十二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四大課題都有賴于改革開放的推進。”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坦言。

　　課題之一，“十二五”時期，在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外需較長時間內難以恢復的情況下，如何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這就要推進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制度改革。

　　近年來，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業收入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呈下降趨勢。這會使生產力增長快于居民消費能力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消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會嚴重制約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提高。釋放消費需求，就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共享蛋糕”，做到“國強民更富”。

　　課題之二，在產能過剩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如何調整優化結構，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這就要推進行政、財稅等體制改革。

　　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遏制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盲目發展低附加值工業的沖動。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更是擊中了要害，比如開征房產稅，有利于改變地方財政對工業的過度依賴，有保有壓，不再“撿到籃里都是菜”。

　　課題之三，在低成本比較優勢開始減弱的情況下，如何加快培育以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這就要推進科技、教育體制改革，還需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用價格機制倒逼市場主體減少資源、要素消耗，提高產品的技術、知識含量。

　　課題之四，在城鄉、區域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的情況下，如何加快城鎮化進程和新農村建設，支持欠發達地區發展？這就要推進財政轉移支付、城鄉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制度改革。

　　未來五年，改革開放將肩負更為重要的使命。轉變發展方式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大抉擇。這次抉擇，關系到我們能否最終實現現代化，實現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化，也關系到一個古老文明的生死，一個東方大國的尊嚴。“而‘十二五’時期的改革開放，不僅將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將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強大動力，從而奠定未來幾十年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格局。”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改革任重而艱險。漸進式改革越是向前推進，觸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復雜，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

　　重視改革頂層設計，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細讀“十二五”規劃建議，一幅未來五年的改革開放全景圖躍然眼前。

　　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遲福林認為，“十二五”規劃建議借用“頂層設計”這一科學工程設計中的概念，意在表達這樣的涵義：改革需要整體設計、統籌協調、系統推進，發揮整體效應，“各自為政、單兵突進往往會出現‘木桶效應’，即進展最慢效果最差的那項改革會拖累整個改革的進程。”

　　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這方面的表述新意頗多。比如，“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一些基層政府財單力薄，常常陷入‘吃飯靠撥款，建設靠賣地’的窘境，難以提供教育、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有利于消除百姓的后顧之憂，源源釋放消費需求。”王一鳴說。

　　再如，“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逐步健全地方稅體系，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以前，決定征什么稅都由中央決定。不開‘明口’，一些地方就搞‘暗渠’，變相通過地方融資平臺、亂收費等形式籌資。”王一鳴說，“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有利于增強地方發展經濟的自主性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能力，也有利于讓政府收入來源透明化，增強約束和監督。”

　　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體改革應當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是要背離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是要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模式而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2009年，我國文化產業占GDP比重僅為2.5%，而美國為25%，日本為20%，歐洲為10%—15%，韓國為15%多。”遲福林說，“必須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近年來，利益格局日益多元，社會矛盾錯綜交織，通過社會體制改革，有利于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十二五”時期，將創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擴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共同利益，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

　　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開放，正站在新起點上。 (田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