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把中國推上“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的交椅，西方媒體又拿出周一公布的日本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同期數據作比較，對“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行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西方輿論“捧殺”中國的勢頭甚囂塵上，片面夸大中國的實力和影響，頻頻拋出“中國責任論” ——“順差責任”“債權責任”“匯率責任”“儲蓄責任”“能源消費責任”“碳排放責任”……旨在促使中國按照西方意圖進行政策調整，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從而遏制中國的發展。

　　與此前“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明目張膽”的攻擊相比，“中國責任論”更具隱蔽性，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大。如果這些說法成立，那么中國不僅要擔負國際金融危機“罪魁禍首”的罪名，還將可能被推向承擔與國情不相稱的國際責任的深淵，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志勇告訴記者。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計秋楓教授認為，“中國責任論”始于金融危機前，流行于危機爆發后，是西方國家試圖讓中國為金融危機“買單”的輿論工具。

　　秋楓分析認為，2007年金融危機前，美國曾提出“中美國”的觀點，稱“中美兩國相互依存，形成了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但金融風暴后，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在減少，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在增加，“中美國”的平衡結構被打破了。因此，美國提出要“再平衡”，就是要中國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責任論”由此流行。

　　計秋楓說，當中國不愿承擔西方強加的責任，反擊西方要求它承擔其所應盡的責任時，就有了“中國傲慢論”；當西方相繼陷入困境，就有了“中國獨秀論”。然而不管是什么“論”，都是西方將其應該承擔的責任強加到中國身上，其中有多種形式，比如人民幣匯率、貿易、美國國債、以及碳排放等問題，這就是“中國責任論”的核心。

　　在這場“中國責任論”的持久戰中，某些學者、媒體、國家政府，多次發難，認為中國“刻意保持巨額貿易順差”、“操縱人民幣匯率”、“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以及“國內消費不足造成高儲蓄”，從而最終導致全球經濟失衡。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認為，此類說法顯然有失公平。“全球經濟失衡絕對不是某一國因素造成，把問題歸咎于中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張曉晶說。

　　在“順差責任”的問題上，楊志勇指出，美國一方面大量進口中國產品，另一方面，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實施嚴格管制，是造成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據商務部數據，近年來中國高技術產品進口快速增長，但自美進口比重從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如果仍按2001年的進口比例推算，2009年美國對華出口至少損失330億美元。

　　而在“債權責任”問題上，美國將中國置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南京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張二震指出，對于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美國國內的意見也并不統一。一方面，要求中國多買美國國債，為美國的危機分擔責任，即救美國。另一方面，認為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過多，有操縱美國之嫌，即害美國。其實“中國責任論”就是給中國下套：如果救，就是承擔所有責任；如果不救，就是不負責任。

　　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迅速參與了包括G20在內的國際經濟多邊協調行動，對內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增長、擴內需，在世界經濟復蘇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并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后陸續出臺“節能減排”措施，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張曉晶對記者表示，“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國自身經濟的增長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復蘇與穩定的最大貢獻。此外，經濟刺激計劃之下的大量政府投資，本身也拉動大量進口，對全球實體經濟走出衰退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近年來中國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約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植樹造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數據顯示，1990年到2007年，全球單位產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國下降了27%，發展中國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國則下降了49.2%。

　　進入2010年，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包括進一步淘汰落后產能，對超能耗企業實施懲罰性電價等在內的一系列舉措，為“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降低40%-45%”的減排目標作出不間斷努力。

　　專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經濟總量迅速上升，貿易順差、外匯儲備等指標居世界第一，中國已經從世界經濟舞臺的邊緣走到了中心，但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人均GDP僅有3700美元，排在世界100位以后，與人均4萬美元的日本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高達1.5億。中國應承擔自己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

　　計秋楓認為，決定責任承擔與否的主動權應在中國手上，比如在國內責任能夠承擔的前提下，適時適度承擔國際責任。中國已經在一些領域有效地展開國際合作，承擔責任，比如能源、跨國犯罪、反恐、反核擴散、西太平洋地區安全等。因此對于西方諸如“人民幣一次性大幅升值”、“中國接受特定的減排額度”等超越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過分要求，需要有理有節進行駁斥。(曹筱凡 顧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