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三:在目前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歐洲就不擔心會見達賴影響中歐關系特別是中歐貿易嗎?
駱一德:擔心肯定有的。歐洲人眼中的政治和經(jīng)濟并不是分開的。但我想人們可以把這件事做一個很好的切割,不會聯(lián)系在一起考慮。不是說經(jīng)濟應該從政治事件中抽離出來,而是宗教應該從政治和經(jīng)濟中抽離出來。我們認為宗教是一個個人的事情,宗教信仰自由應該得到所有國家的保護,中國憲法上也有這樣的表述。在法國,人們會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就是政府和教會的分離,宗教不應該被政治所干涉,人們可以自由地參與宗教活動。
不過現(xiàn)在,中歐關系確實是因此發(fā)生倒退。我希望我們的關系能夠足夠堅實來克服這些困難。我們需要彼此,尤其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huán)境里。我們應該找到能夠修復雙方誤解的解決辦法和源頭,重建中歐關系,但這需要時間。
邱震海:總體來講,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外交既有價值觀外交也有利益外交,他們始終想在這兩者之間保持平衡。有時,利益外交比較偏重;有時出于某些領導人的個人風格,他認為價值觀外交更重要,就偏向價值層面。目前可以說歐洲的價值觀外交有所抬頭,但利益外交對他們而言還是很重要的。
我想強調,當下環(huán)境中,我們看到中美比較融洽,而中歐之間風波不斷,但是從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出發(fā),我們對中歐關系要有一個理性的認識,這一認識建立在對中美歐未來發(fā)展態(tài)勢的認知基礎上。
我認為,由于中國和美國國家定位的差異,今后注定會有潛在的戰(zhàn)略沖突,這會是一個已經(jīng)崛起的大國和正在崛起的大國之間的較量。反觀中歐之間,歐洲步入現(xiàn)代化以來越來越注重歐洲國家的聯(lián)合而不是獨立地尋求自身利益,它未來是一個全球的政治實體,不存在和中國發(fā)生質的戰(zhàn)略沖突的基礎。所以雖然歐洲在“西藏問題”上、達賴問題上、奧運會問題上和中國有沖突,但我們處理時,一方面要讓歐洲看到中國的立場底線和核心國家利益,一方面要清醒認識中歐之間不會產生必然的矛盾。
問題四:歐洲存在“中國威脅論”嗎?歐洲人如何看待中國崛起?
駱一德:我不認為中國發(fā)展威脅了歐洲。“中國威脅”只是一種“論”,而不是真正的事實,往往是由中國在西方的國家形象引起來的。包括歐洲人關于中國人權現(xiàn)狀的感知,對經(jīng)濟上不平等競爭的印象,以及在軍事發(fā)展、太空科技發(fā)展等方面對中國的認識。有些人利用這些感受和形象說中國逐漸構成了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對此,我們感到遺憾。我們十分欣喜地看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責任,例如全球氣候變化、環(huán)境問題、非洲事務問題等。
其實歐洲早在幾百年前就開始關注中國,比如馬可波羅把中國介紹到西方。那時候,歐洲派遣使團到中國訪問,就是17世紀的歐洲社會踐行“東方學”的一種方式。但是我覺得我們一直以來不知道如何傾聽中國,我不認為我們很好的理解了中國和中國人。所以,中歐雙方加強溝通,商討和辯論。同樣,中國也要更好地理解歐洲。
邱震海:歐洲的“中國威脅論”和美國精英階層的“中國威脅論”有很大不同。我認為,中國今后的發(fā)展是會對美國形成挑戰(zhàn)的,但不會對歐洲有這方面影響,這一點歐洲方面也有認識。中國未來在能源問題、勞動力流向方面可能會給歐洲帶來不安,不過這種不安大多是人性上的不安,中國可以化解。
謝棟風:歐洲在18、19世紀時可以說是大國、強國,現(xiàn)在面對中國的崛起,在心理上還不能以“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歐洲的一些專家已經(jīng)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們近來也在媒體上發(fā)表言論“如果我們不能正視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利益攸關方”。
我認為現(xiàn)在正是中歐之間相互重新認識的階段。對中國來說,西藏、臺灣、新疆等都是不容干涉的核心國家利益,對歐洲而言,公民的自由、個人命運一些比較形而上的議題又是他們特別關注的。中歐都需要站在彼此的立場上去多考慮一些。(鄧媛、劉煬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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