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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注重現(xiàn)實性和實用性。
就現(xiàn)實性而言，日本學者會研究中國的經(jīng)濟現(xiàn)狀。就實用性而言，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更注意為我所用的借鑒作用。
———王錦思
中國的日本研究呼喚扛鼎之作
王錦思(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學會會員、中華日本學會會員)
新京報：就中日兩國互相研究而言，中日兩國學術界是否存在某種不對稱？有哪些具體表現(xiàn)？
王錦思：是的。首先，以書籍和雜志的出版量而言，中國遠遠趕不上日本。據(jù)我所知，從1996年到2005年，日本每兩天就有一本研究中國的書籍問世。其次，日本對中國的研究非常專業(yè)，分類非常細致。日本最先完成了對中國書法的全面研究，而且率先設立了書法碩士。
反觀中國的學術研究，則很難令人滿意。一是近10年來研究日本的著述往往是大同小異，翻翻目錄即可明白。二是對日本現(xiàn)狀的分析和研究嚴重不夠。最后，即便是研究日本歷史的書籍對問題的解析亦不夠全面，而且一定程度上會強化國人的偏見。此種現(xiàn)狀既不利于我們正確認識日本，亦不利于我們正確認識自己。
新京報：中日兩國大概各有多少人從事相互研究的工作？他們研究的重點是什么？
王錦思：包括一些業(yè)余愛好者在內(nèi)，日本大約有幾十萬人在研究與中國有關的問題。
中國研究日本的學者和民間人士也約有十多萬。但是，日本研究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注重現(xiàn)實性和實用性。就現(xiàn)實性而言，日本學者會研究中國的經(jīng)濟現(xiàn)狀。就實用性而言，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更注意為我所用的借鑒作用。
日本陶藝家已經(jīng)把中國從宋代起失傳的“建窯”瓷器重新復制出來。反觀中國，中國學者為我所用的意識明顯不足，即便是對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國學者往往更注重批判。
新京報：你對中國學者的日本研究有何建議？
王錦思：中國在戰(zhàn)后60年沒有出過一本像《日本第一》、《菊與刀》這樣有分量的著作。我希望中國學者能夠拿出不僅得到本國讀者，而且可以得到日本甚至第三國讀者認可和敬重的研究成果。
(記者龔峻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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