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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最近匯豐集團和牛津大學聯合進行的一次調查當中，76%的內地受訪者渴望退休，在亞洲是最高的。

　　中國的經濟多年來高速增長，中國人已經成為最辛苦的民族，其實人們很辛苦，其實人們想逃避。

　　《新世紀周刊》聯合新浪網的調查顯示：3/4的人想到過提前退休，近9成的受訪者想給自己放一個狠狠的長假，8成的人對工作感到心力交瘁。

　　遺憾的是，多數職場人士對退休的渴望是一種奢望。

　　3成左右的中國退休人口還想工作掙錢。每年中國的退休人口還上繳國家70多億的所得稅——認命吧，作為一個中國人，你一輩子恐怕都難以閑下來。敢于一年或者半年不工作，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奢侈的。

　　可以實現的，是在適當的時候給自己放一個假。

　　人越是不自由，心才越要自由。

　　渴望休息

　　文/張雄

　　提前退休，或者放一個長假，對于被繁重工作壓住了的人來說，都是幾乎不可能的。

　　顧耀鋒(化名)今年38歲了。這個歲數的男人在上海，意味著各種可能的生活方式。顧耀鋒的大學同學里，有人功成名就，開始享受人生。

　　在同學聚會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幾個竭力表現得低調，卻難掩得意的“成功人士”身上。顧耀鋒屬于“不那么成功”的那撥人，竭力鎮定，卻難掩失落。

　　顧耀鋒的妻子小王比他小3歲，三年前，他們的孩子降臨人間。現在，夫妻倆正籌劃著把小家伙送進哪家幼兒園。

　　你敢只做一份工？

　　顧耀鋒在一家美籍華人開的投資顧問公司工作，是個外資小企業。他的具體業務，是為中國在國外上市的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同時，還得兼顧國內具有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在國外上市的策劃。

　　公司的業務非常繁忙。按照小顧的說法，搞投資的，趕上中國和上海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好時機——所謂好時機，意味職員們每天都要加班。

　　盡管是外企，但也得隨鄉入俗，國內企業經營水平遠未達到與國際接軌的程度，要想讓它們在海外上市，有很多案頭之外的工作要做。

　　最讓小顧頭疼的，是那些自認為手里現金充足又想在海外上市、家族氣氛濃厚的暴發型企業。“有的企業家連E-MAIL也不會用，更別說外語了。”小顧撇撇嘴說，“與這些土老帽兒打交道，手腳并用都嫌不夠。”為了搞好跟政府的關系，小顧還要時不時地參與與企業所在地父母官的應酬，觥籌交錯、三陪三溫暖(桑拿)也是家常便飯。

　　顧還在半公開地兼職一份工作，他為一家北歐企業采購中國機電設備進行貿易聯絡。萬幸的是，這個工作并不十分勞神。北歐企業的采購來源，是自己聯系的，已經有了多年的合作，關系非常穩定，只是缺乏一個在中國進行出口裝運聯系的監控者。

　　盡管是兼職，這份工卻是顧絕對不愿意丟的：世界范圍經濟不景氣，整個金融市場熱錢多，發愁沒好項目投資的熱錢更多。金融投資本身的風險也很大，這碗飯能吃多久根本說不清楚。

　　“我們跟基金經理相似，在投資業，除了那些坐鎮后臺的大老板，所有的操作員和職業經理人拼的都是青春。超負荷的工作之下，誰只要懈怠一點點，沒準立馬就被淘汰。”小顧說，兼職一個穩定的業務，也是為日后留了條后路——這是非常必要的。

　　在顧耀鋒看來，妻子小王的工作顯得要“體面”一些。小王在新加坡某銀行的上海分公司工作，管理著上百人的個人理財團隊。

　　“就跟前幾年推銷保險的性質差不多，都是厚著臉皮給不認識的顧客打電話，推薦銀行的理財產品，鼓動人家把鈔票存到自己的銀行。這談何容易！”小王一肚子抱怨。

　　小王的團隊里大多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因為工作不僅辛苦，并且要求臉皮厚。初涉世事的畢業生，能吃得了這苦的并不太多。“平時應付不斷的辭職和不斷的招聘，每天不到晚上九點，根本沒法下班。”小王說。

　　下班后不充電行嗎

　　小顧的工作主要靠外語和經驗，人脈也非常重要。小顧堅持每周觀看電視里的財經節目，他的目的主要不是學習，而是看看郎咸平和林毅夫們說什么，以便在與國內的企業家們交流的時候“引起共鳴”。

　　“從世界金融界的角度看，中國暴富的企業家太多，思維遠遠未達到成熟，但因為經濟正熱，熱錢很多時候是在迎合中國企業家的不成熟。”小顧感覺，這樣的現狀“很危險很泡沫”，但為了自己的生存，他已經完全顧不得這么多了。

　　小王所在的外資銀行，穩定性要稍微比中資的好點。“聽說中資銀行和公務員一樣，每年都有上崗考評，落實到嚴格的考試制度。”小王說，雖然他們并沒有這種考試，但各種劃分更細的級別考試，足以讓人“吃不了兜著走”。另外，僅僅會英語是不夠的，“最好懂點西班牙和法語之類，這樣上司會更器重你。”

　　“周圍有很多穿得花花綠綠、舉止輕浮的女孩子，其實都只在表面游戲人生。一下班，她們一定進夜校學習。內容雖然五花八門，也保不準上到一半被哪個帥哥俘虜了去，但是，上進心總是存在的。”小王說。

　　孩子磨掉我們半條命

　　小王不是上海人，剛生完孩子，夫婦倆把孩子交給小王的媽媽來照顧。丈母娘來上海后，不到三個月，水土不服病倒了。而經過三個月的磨合，小顧和其父母也感覺，丈母娘的撫養方法與傳統上海家庭有很大的不一樣。“簡單來說，就是太粗線條，文化氣息不夠。”小顧向記者解釋。于是，小顧跟妻子一合計，就把孩子交給了小顧父母。

　　小顧的父母已經70高齡，沒帶兩個月，就換了3個保姆。于是，小顧跟妻子又合計了一下決定：夫婦倆每周必須抽出一半時間親自帶孩子。

　　他們的周一到周五早上的日程表是：

　　早上6點起床，準備早飯。

　　7點喂孩子，把大便。

　　8點鐘點工到家，小顧的父親或母親來家里照看孩子。

　　8點半左右夫婦倆分別離家上班。

　　鐘點工一般會在晚6點離開，晚點的話，即便付加班工資，他們也不愿意干。

　　夫婦倆見面的時候是晚上9點半，這時候孩子還在看電視。夫妻倆要花一個多小時哄孩子睡覺，很累，但這一個小時是這個家庭一天最愜意的時光。

　　周末，睡懶覺是奢侈的。

　　按照過去的習慣，夫妻倆肯定睡到上午10點鐘，這個習慣在有了孩子之后被迫中止。

　　小顧認為要讓孩子從小學會跟人交往，這樣可以讓他長大后變得“外向”一些。

　　于是，周末睡眼惺忪的夫妻倆總要帶孩子，上公園玩或者朋友家串門。孩子在人擠人的商廈兒童樂園里玩得盡興的時候，夫妻倆直打哈欠，打得眼睛都濕乎乎的。即便這樣，他們的視線還不能離開孩子，他們生怕這個小搗蛋一不小心就弄出什么危險的事。

　　到了中午，孩子玩得盡興了，一家三口隨便到飯店吃點飯。有時候，寶寶玩累了接近中午就吵著要睡，夫妻倆只能提前回家。等孩子睡著了，才去廚房里沖點泡面。

　　平時，水電煤氣費的交付等家庭瑣事，倆人經常會忘記。離家最近的幼兒園教學質量不好，他們打算送到離家三站地的重點幼兒園。但這要托關系，孩子的接送成了問題；鋼琴課和英語班到底要不要上……倆人沒少吵嘴。

　　夫妻倆的收入不算少。投資公司每月近2萬元，兼職1萬元。小王的銀行工作也有15000元。不低的工資并不能讓他們過上悠閑的生活：房子月供6000元，日常開銷每月在一萬元左右，主要是倆人的行業都要求形象。小顧還準備未來送孩子出國，或許還要移民，這些都得攢錢。

　　“即便孩子再可愛，我也后悔要了孩子。”小顧說，“我真不明白那些發達的人，他們掙的錢給孫子輩花一生都夠了，還在那么起勁的折騰啥？我要是他們肯定早退休了。每天抱抱老婆，逗逗小孩，一輩子就這樣過完，多好。”

　　有些人心里也有著同樣的疑問，只是他們認為，被工作和孩子囚禁的小顧夫婦也是那種想不開的人——他們已經算是成功了。

　　把老板炒了環游世界

　　文/熊巧

　　想出去玩就去，為此炒了老板也在所不惜。這種人，我們一般稱為英雄。其實人猛然想開了，只是一狠心的事兒……

　　茶壺、煙缸、名片冊、書籍、照片、文件夾……他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收進一只棕色旅行箱，最后扔進去的是寫滿字的臺歷。

　　馬凱走出辦公室，辦公大廳沒人抬頭，這位投資公司副總每月出差多，大家習以為常。

　　2005年3月春寒料峭的北京，31歲的馬凱步履輕快地走在中關村大街上，嘴角浮起笑意。他直接回了家。

　　老板的郵箱里躺著一封郵件：“我不干了——馬凱。”

　　工作已成隔夜茶

　　“一杯腥澀、渾濁、暗沉的隔夜茶。”馬凱這樣評價之前的工作，他決定給自己放一個長假。

　　不用往返于香港和北京，他遠離了喧囂繁忙，不用在北京沒完沒了地應酬，不用每天盼著客人快點喝高了，結束飯局回家睡覺。

　　他也曾把這份工作當作事業來做，當他二十幾歲的時候。

　　后來發現自己只是個執行機器，“我從投資策劃慢慢變成了吃喝公關”。馬凱痛恨陪喝花酒陪唱歌陪賭錢這樣的事情搶奪了他的運動時間。

　　他逐漸開始反抗工作，爭取給自己放假的權利。

　　2004年國慶長假的時候，他為自己定了一個滿滿的7天旅行計劃。在臨出發前接到任務，要留下來接待一個來北京的大客戶。他只好把機票改簽到三天以后，在“十一”當天才飛到云南，當然，除了大量游人他什么都沒能看到。

　　10月7日那天他報復性地打電話給公司，說現在大雪封山，回不來，信號也不好。然后他關機，直到12日回北京。

　　2005年春節股市休市，他準備在南山滑雪場和心愛的單板共度一個美好的假期。

　　電話又響了，接待。

　　他一邊憤怒地脫下滑雪板，一邊感嘆這個副總當得如同一個三陪。

　　他懷念起自己2000年進這家公司的第一天，搜狐股價跌破1美元。他奮斗了一個通宵，建議公司去抄底，公司采用了這個建議報告，收購了500萬股搜狐股票，最后盈利5000萬美元。

　　這些鏡頭都在他腦海中定格成一張一張黑白膠片。

　　讓工作滾蛋吧。

　　發呆比冒險要完美得多

　　在接下來的半年里，馬凱懶散地晃蕩在珠海、鼓浪嶼、鳳凰、陽朔，每個地方都要奢侈地呆上一個多月。睡到自然醒，看書，曬太陽，拿著地圖到處走走停停。

　　入行10年來他從來沒有這樣給自己放過假，他終于可以愜意地張大鼻孔把自由空氣吸進肺里。自由空氣，這是他最渴望的，勝過美景。

　　9月份的時候，他去比利時觀看F1大獎賽。比利時旅游局局長給他寫了親筆問候信，但他的簽證仍然只有6天。

　　3天的比賽結束后他奔向法國。一個巴黎大學的帥氣男生開著一輛40年代的老爺車，載著他游蕩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一路用流利的漢語滔滔不絕地給他介紹人文歷史。他用DV拍下飛馳著后退的河岸和街道，也拍下自己被風吹得凌亂的頭發下面傻呵呵的笑臉。

　　這個既不懂法語英語又不靈光的年輕人揣著一張地圖和一本字典，讓四通八達的巴黎地鐵把他帶到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在埃菲爾鐵塔下，一位披著白色婚紗的中國新娘幸福地依偎在她的巴黎新郎肩頭，他笑著為他們按下快門。

　　他故意買了比簽證有效期晚三天的機票，當了三天黑人，準備在遇到檢查時說自己是沒趕上飛機。

　　美麗的塞納河在此后占據了他的腦海很長時間，他熱切而又惆悵地幻想著下一次能帶自己心愛的人來，包下一艘游船暢覽兩岸美景，同時享受甲板上的美食和樂隊專門為兩個人的演奏。或者只是坐在橋上的小桌旁，吃著哈根達斯冰淇淋，看左岸穿梭于校園書店酒吧畫廊的男男女女。

　　馬凱也打算冒險，決定徒步穿越雅魯藏布大峽谷。這是公認的國內難度最大的七天穿越路線，不僅地形地勢險峻，還可能碰到奪命泥石流。

　　2005年9月底，他換了手機號，每天徒步行進30公里，有時涉過泥濘，有時徒手攀爬垂直的崖壁。他還是背上了100支畫筆，送給沿路的希望小學的孩子們。

　　在旁辛，一個靦腆的藏族女教師托他把一封信捎給60公里外甘德鄉的“扎西老師”，他走了兩天的山路后到達甘德鄉，從貼身衣兜里掏出溫熱的信，遞給這個只教三個孩子的藏族男青年教師，看著他興奮得像個小孩子一樣，舉著信歡天喜地蹦蹦跳跳地跑到一棵大樹下享受他的愛情。

　　馬凱后來才知道，這條路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雪封山，只在夏天才偶有山民進出，而他自己是四年來走到這里的第二個外地人。這里沒有電話，托過路人捎信是這對戀人唯一的交流方式。

　　在第五天的時候，他轉向大峽谷深處。在翻過無數座雪山之后，筋疲力盡的他終于看到一條綠色的山澗，他沿著谷底的溪流走了一天，終于在第十三天，從茂密的樹林里鉆出來，站在了川藏南線公路上。

　　他在那天的日記里寫道：“一路上我拼命地思索著回家后善待自己的辦法——要在一個暖和的下午，去后海的酒吧，霸占個看得見風景的沙發，靜靜地發呆，什么也不用說，什么也不想。最關鍵的是：不需要再走路。”

　　回到拉薩后他大病了一場，一連三天都在高燒。第四天早晨醒來，他覺得精神恢復了大半，便打車去了納木錯。和所有來到圣湖邊的旅行者一樣，他被這純凈安詳的美深深震撼。他坐在湖邊的小山包上，深藍色的湖水和天空融為一體，他感覺被溫柔地擁抱著。

　　“發呆真好。” 馬凱去東南亞繼續尋找發呆圣地。

　　2005年10月，他去了尼泊爾。在喜馬拉雅山南坡山麓博卡拉河谷，終年積雪的安娜普納山脈和魚尾峰倒映在迷人的費瓦湖里，伴他度過了旅途中最愜意的兩個星期。清澈透明的湖水，淳樸的尼泊爾船夫，小船靜靜滑行在夢幻般的湖面。晚上坐在湖邊的露天小酒吧，喝冰涼的啤酒，聽愉快的歌聲。從安娜普納山脈徒步回來那天，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給朋友們寄了明信片。

　　泰國曼谷考山路，斯里蘭卡坐落在半山上擁有大片草坪的家庭旅館，馬爾代夫靜謐的小島上唯一的海上小屋，柬埔寨的吳哥，都變成他裝在小鐵盒里的彩色畫片，他像個小男孩似的笑著把這些戰利品捧回家。

　　掙著了錢再出去

　　2006年夏天，馬凱回到了北京。他在后海與朋友合伙開的“川流不息”餐廳要拆遷了，于是他把餐廳搬到中關村數碼大廈的地下一層。

　　他渾身充滿了干勁，裝修、開發新菜式，每天在店里呆14個小時。就為掙足夠多的錢，繼續下一段旅行。

　　遺憾的是飯店最終在今年春節前關張大吉。他和朋友共賠了300多萬元。

　　今年5月19日，他跟“綠野救援隊”去四川做志愿者。

　　5月29日，他在汶川看到一個老人站在倒塌的房屋前賣櫻桃。這些紫紅得誘人的大櫻桃非常漂亮又美味，原價四十塊一斤的，現在只賣七八塊，而更多的櫻桃只能爛在地上。他買了100塊錢的櫻桃帶回成都，跟隊友們分享。

　　他們想幫汶川老鄉把櫻桃賣出去。隊友“一馬”是“天涯雜談”首席版主，他讓這條消息通過網絡直達農業部，櫻桃被銷售一空。

　　馬凱成為了“櫻桃使者”。

　　但回北京后他不得不繼續面對現實問題：在對美國一家科技公司的投資失敗后，他幾乎一無所有。

　　他開始考期貨從業資格證，人最終還要回到職場上來。但是和許多一生沒能實現流浪和旅行夢想的人相比，他已經非常成功。

　　從職場倦怠癥中解脫

　　文/歐陽海燕

　　當工作一片黑暗，喊破喉嚨也沒人來救你時，自己學著想辦法休息吧。

　　黑眼圈。

　　再施了一層粉。

　　還是沒能遮住。

　　算了。學生看到就看到吧。

　　范華放棄了。36歲的她掙扎著奔向工作。

　　“半夜就醒了，一直迷迷糊糊熬到天亮。天亮后卻不想下床，一想到一天的教學工作，渾身的肌肉都使不上勁兒。”

　　每天6點半，她堅持著爬起來，灌下一杯咖啡。高考前夕，對范老師來說，如果沒有咖啡因的刺激，想走出家門都是很困難的事。

　　36歲進入更年期

　　范華是長春一所重點高中的高三英語老師。連續幾年，她教的畢業班英語成績都是全校第一，在市里也是名列前茅。校領導很器重她，讓她做英語教研室主任，還曾派她出國培訓半年。

　　從那時候起，她的壓力也大了。“頭上始終像綁了一根高考的橡皮筋，很緊張。一有風吹草動，比如學生模擬成績不理想，我就睡不著覺。”

　　去年夏天的高考，她帶的班英語成績大滑坡，落在了全年級前三名之外，他們一共六個畢業班。而年級里大學畢業才2 年的一個年輕老師帶的班級，高考成績竟然躍升到第一位。

　　今年4月，從前器重范老師的老領導退休了，新領導一上任，就提拔了那個帶班成績好的年輕老師，讓她頂替范老師，做了英語教研室主任。那天，范老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覺自己好像要被淘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危機感籠罩在她頭上。

　　危機還不止于此。突然有一天，范老師在英語教研室里發現了一張新面孔，他自我介紹是新來應聘的老師。“他不講課，但會隨時走進我的教室，聽我的課。”這個應聘老師的出現讓范華渾身不自在。“他不會是領導安排來取代我的吧？”范華的擔心一天比一天強烈。

　　今年高考前，范老師每天的心情都很沉重，人無精打采，甚至上課也會走神。好幾次，她在黑板上寫單詞，會缺漏字母，張開嘴巴，英語單詞竟跳不出來。更可怕的是她的脾氣變壞了，對學習成績差的學生沒了耐心，挖苦的話隨口而出，學生看見她也不敢親近了。這在過去都是從未有過的事。

　　焦慮、煩躁、失眠、頭暈、胸悶、便秘，范老師說自己才36就“早更”了——就是更年期提早了。“唉，我做了13 年教師，還是第一次覺得這個職業不適合自己。”她說，“現在，我是掐著日子想退休，我算過了，還有19年，6935天。”

　　燃燒竭盡(Burnout)

　　中國職場中，像范老師這樣對工作懷有厭倦情緒的人還有很多。他們時常會大聲嘆息：“哎，早點退休就好了！”巴望著歲月能把他們救出火坑。也有人暗自盤算著自己的小賬戶，“等掙夠了錢就辭職，去周游世界”。當然，更多的人把厭倦的情緒壓抑在心中，“還是忍忍吧，看在薪水的面子上。”

　　內心充滿厭倦的人很難提起工作的熱情，他們的工作效率會大大降低，由此導致職業回報也會降低，然后又會進一步喪失工作熱情。未來發展的前景也越來越黯淡，個人的身心健康也會受到影響。

　　《新世紀周刊》聯合新浪網的調查顯示，在參與調查的5652人中，有69.33%的人最近這一個月“對工作越來越不感興趣”；68.83%的人“自我評價降低，經常有失敗感和無能為力感”；半數以上的人“經常胃痛、頭痛、背痛，感覺全身乏力”。

　　30多年前，美國精神科醫生弗羅登伯格博士(Freuedenberger.H)把這種對職業的低落抑郁情緒稱作“燃燒竭盡”(Burnout)，以此表現勞動者對工作的倦怠。當時，美國發生了一場勞動者工作情緒危機，很多從事第三產業的人，由于職業壓力陷入到了精神疲勞和工作情緒抑郁狀態中，自殺和過勞死的案例增多。職業倦怠成為困擾七八十年代的美國的社會病。

　　如今，“職業倦怠”在中國流行開來。受調查者當中，77.95%的人認為工作讓他“身心疲憊”，52.83%的人“總是感覺自己的精力透支，經常有‘坍塌’之感，失眠現象嚴重”。這兩個數字看起來觸目驚心。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早在幾年前就注意到現代中國人的職業倦怠的苗頭，她曾發出警報：中國正進入職業倦怠現象高峰期，職業倦怠已成為社會“流行病”。

　　她的課題組發現，現代人產生職業倦怠的時間越來越短，有的甚至工作8個月就開始對工作厭倦，而工作一年以上的白領人士有高于40%的人想跳槽。

　　在那些對工作易產生厭倦的人群中，尤以助人工作者、工作投入者、高壓力群體比例為多。一項調查顯示，在千余名職業倦怠者中，有50%是企業白領、20%是心理咨詢師、20%是教師，其他還有新聞工作者、警察、科研人員和醫護人員等。

　　職業倦怠也與工作崗位有關。研究表明，做無聊沒創意工作的人更容易對工作產生厭倦。

　　網絡編輯趙琰最近對工作怎么都提不起興趣。她說，她的工種就是“網絡搬運工”，“不需要技術、不需要文采，需要的只是會按住鍵盤的Ctrl+C與Ctrl+V鍵、將文章標題縮短或擴展到所規定的字符數區間、用PhotoShop將圖片剪切到規定像素。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只機械八爪魚，很難有工作激情。”

　　想成功更得好好活

　　到2007年為止，中國的GDP已經連續四年達到或略高于10%。社會向城市化和工業化過渡，競爭壓力激增，生活節奏加快。而職場就像一片鐵血森林，每個職位的背后都有很多人等著取代你。

　　同時，中國的貧富分化也在加劇。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還沒有計算部分群體的隱性福利。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說，中國社會現在就是一個分裂狀態，這種分裂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社會群體之間都有體現。而社會的分裂狀態致使很多人在精神上也處在分裂狀態，想休息卻又不敢停下來，不喜歡的活兒還強迫自己去干。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建議那些為工作倦怠所困的人們，“想要改變現狀其實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尋找一個新工作，重新再來；另一是改變自己，去適應人、事、物，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上。”她說，前者雖是變換工作，但若不能從心理建設上多下工夫，恐怕過些日子又要重新找工作，所以，勇于改變自己才是最為重要的。

　　許燕說，職場壓力是普遍而正常的現象，但有的人在壓力下成功，有的人在壓力下低頭，壓力究竟是好是壞，完全取決于你自己的態度及應對方法。

　　她的建議就是：“多花點時間了解自己，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擅長哪個領域，性格傾向于從事哪類工作，盡量摒棄不切實際的想法。同時還要會找理由休息，在忙碌中留點空間給自己，因為塞得太滿容易窒息。”

　　30歲的姜含愫在周圍人眼中是一個很會轉換生活頻道的人。因此，多數時候，她總是樂呵呵的。2006年，她辭掉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做企劃主管的工作，跑到西湖邊上租了一個房子，過起了優游自在的生活，“清晨去西湖邊跑步，傍晚到茶樓喝茶賞桂花”。

　　辭職南下并不是為了逃避什么，而是在她看來，努力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休息，而不是相反。如今，她結束了兩年的江南生活，并完成了一本旅行札記。一個新的工作正在等待著她。一個朋友想要做雜志，邀她加盟，那也是她喜愛的工作。

　　姜含愫說，她小時候曾經學過幾年陳式太極拳，太極拳里面最難學的就是放松，有時放松真的是種本領。同樣，一個背負了社會角色和壓力的現代人，能夠放松地回歸自我，享受極致的靈魂自由，這才是休閑之中的頂級享受。

　　“倦怠的時候，要知道暴躁和失落是需要克服的負面情緒，也不妨請上一段時間的年假，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或是哪兒都不去，在家里看完幾本你曾經最想看但卻沒時間看的書。”她說，做自己喜歡的事，多多吸收正面能量，當你重新熱愛自己的時候，一切都不成問題了。總之，磨刀和砍柴都很重要。

　　(摘自《新世紀周刊》)

【編輯:王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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