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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黃俊杰

　　窮忙族是一種無奈，考碗族是一種妥協，御宅族是一種逃避——族群背后是被異化的生活，與社會結構帶來的馬太效應。

　　市中心是一個部落聚集地。公共汽車如沙丁魚罐頭，擠滿面無表情的人——他們是窮忙族或捧車族；星巴克淪為網吧，手提電腦前的人看起來根本沒有時間喝咖啡——他們是99族或房奴；寫字樓樓高80層，進出其中的人渺小如螞蟻——他們成分復雜，可能是跳蚤族或候鳥族，也可能是燒包族或樂活族。

　　“市中心人”有兩個籍貫，一個來自血緣，一個來自生活。名牌加身的小資女、穿拖鞋工作的SOHO族、三句話不離股票的國貿男……在繁華CBD的馬路交叉點，他們融匯成一個城市往前疾走的人潮，如同海洋里突然出現的巨大魚群——以族命名的生活形態登上了VOGUE與維基百科，人以群分的名詞成為了都市客的流行標簽，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出現了56個新族群——你是哪個中的一員？

　　75%的人都被工作異化

　　早在1991年，我們就看到人們對生活方式的愿景。撰寫《爆米花報告》的“不可思議的趨勢預言家”費絲•波普科恩預測了未來的十大生活形態，在今天都可以找到影子：一種繭居族的新人類，家是他們的堡壘(御宅族)；活在現實，卻又渴望夢幻式歷險(波波族)；自我喜好是選擇商品或服務的基礎(NONO族)；想逃脫現狀遠離都會，為自己而活(飛特族)；強烈地自我保健，不惜一切代價(樂活族)……

　　一篇題為《未來的族群營銷》的文章寫道，人類社會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原始部落、分化時代和新部落時代。越來越多的社區、貼吧、BBS、MSN和QQ等即時通信軟件，讓互聯網形成一種強大的聯結能力，為人們尋找自己的族群提供了方便，更多人能夠彼此交流信息，分享感興趣的生活方式。

　　聽起來這將是一個生活多元化的美好時代。但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的一項調查足以打破這種幻想——75%的人自認是“窮忙族”。 “窮忙族”(即“working poor”)，該詞源于歐美國家，歐盟對其定義是“在工作卻入不敷出，甚至淪落到貧窮線以下的受雇者”。《紐約時報》前資深記者大衛•史普勒(David K• Shipler)在其著作《工作的窮人：在美國所看不到的》(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中提到窮忙族這個群體,認為美國有500萬人過著“辛勤工作卻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國，窮忙族人數超過100萬；在日本，人數超過1500萬。

　　“窮忙族”在世界各國蔓延，從歐美、日本、韓國到中國，他們隨著產業調整(勞動力市場變化)、金融風暴(失業率增加)、知識經濟時代(無技術含量勞力貶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臨時工作保障)而來，“比月光族更窮，比勞模更忙”、“越窮越忙，越忙越窮”是他們的特征。

　　“我總是努力工作，我總是得到很少”——每天工作15小時，兩餐都在公司吃盒飯的窮忙族淪喪了生活，收獲的只有“別人總是得到比我多”的相對剝奪感——美國人看美國夢版的《當幸福來敲門》來麻醉自己，日本人看百忍成金的《阿信》來祈禱未來，中國人看80后修成正果的《奮斗》來強打精神——皆因逐步走向社會主流的中國80后青春散場，發現薪水正在貶值，連通貨膨脹速度都趕不上。

　　有調查顯示，對如何擺脫“窮忙”，窮忙族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積極充電”——這顯然讓勞碌的他們雪上加霜。世界衛生組織稱，“忙”會帶來心理疲勞、失眠多夢、記憶力減退、注意力渙散、工作效率下降、偏頭痛、高血壓、消化性潰瘍、月經失調、性欲減退。“焦裕祿”因窮忙族的存在而有了新解——“焦裕祿：焦慮、抑郁、忙碌”。

　　據日本專家統計，過去10年美國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中國增加了4成。中關村的“加班族”在北京聞名遐邇，以致中關村附近寫字樓“左岸工社”的廣告就是一只黑蟲子(據說靈感來自卡夫卡的《變形記》)，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娛樂的16小時工作論。

　　心理學家斯賓認為工作狂屬于心理變態，那么，中關村的“工作狂寫字樓”邏輯，則直接讓一幫心理變態活在精神病院里——這就是市中心的真相：狹路相逢，淪喪生活者勝。

　　在這個CPI上漲、股票大跌、壓力指數飆升、情感缺失、能源緊缺的上行時代，生活被工作異化是“快中國”付出的一種代價。英國《金融時報》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解釋是這樣的：“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在拼命工作，甚至自愿加班。中國人努力工作的動力來自焦慮——對于失業的焦慮，對于生存壓力的焦慮。”

　　安身立命與自我救贖

　　一位中國學者在博客中寫過一個故事，他一位從事中國研究的挪威朋友對中國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發現一個中國家庭移民美國后，長期以來只是關心以買房子、買車子為目標的物質世界，從不參加談論人生的社交活動，也從不去閱讀在國內難有機會接觸的書籍。中國學者向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釋，中國人對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過千萬的義烏商人，依然保持著小商品市場關門之后就回家睡覺的生活習慣；朝九晚五的香港人，晚上還思量著進修些有助于將來升遷的課程；在深圳奮斗的飄一代，在這座移民城市開展“安身競賽”，把與“安身”無關的活動剔除；上海女生考慮男女關系，將來的安身之處是必須考慮的問題，能將她們帶往異國他鄉的老外可以重點考慮……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作者孫隆基有一個說法，他認為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因為缺乏宗教對精神的提升，加之長期處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中國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魯迅所說的“但求做穩奴才”。

　　這是生活淪喪的內因。

　　有學者認為中國已進入M型社會，中產階層減少，“窮忙”與“富閑”族群分別增加，“窮忙族”為了養家活口，沒有時間投資自己，變成惡性循環，最終喪失斗志——臺灣有調查顯示，男性時薪所得前10%的“富人組”，25年來每周工時減少了8小時，時薪不斷增加；男性時薪所得最后10%的“窮人組”，25年來每周工時不減反增，時薪換算下來才增80元臺幣。

　　百度百科在“窮忙族”的詞條下面，加入了一條“結構性危機”的注釋，以解釋中國人窮忙的真正原因：“戶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諸多領域的體制性缺陷，導致精英寡頭化和底層人固化，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流動困難。”在發出“洗把臉重新來過，拿出你的氣魄來”的豪言壯語前，窮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業機會缺乏的經濟環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會體系、壟斷資源的官僚體制、帶來龐大壓力與資源緊缺的城市發展模式……這個社會還需要時間，找到一個腦力與體力的價值平衡點、一種個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個積極的多元文化、一個人人公平參與財富分配的機會輪盤。

　　這是生活淪喪的外因。

　　心態也是創造力，生活也是生產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進經濟——營銷學專家認為，一個中等規模的族群足以支撐起一個企業，甚至一個產業的生存基礎；一旦工作沒有愉悅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調節，很難想象人們可以為GDP貢獻多少創意經濟的份額。

　　生活需自我救贖。不能做到大隱隱于市，至少做到大隱隱于心。卡奴或房奴從淪為“奴隸”的那一刻起，也獲得大部分人夢寐以求的生活，其實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為反義詞，一個在家工作，一個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復雜的社會關系，其實可以活得更開朗——去學習更積極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懶的一種形式，那是因為你懶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動”，美國擺脫了窮忙的前輩費里斯如是說。

　　在日劇《工作狂》中，JIDAI雜志社里的編輯不得不成為工作狂，約會、婚姻、夢想、生活總因工作的關系被無限擱置。其中，一位攝影師的理想是用鏡頭曝光社會的黑暗面，現實中卻成了跟拍明星緋聞的狗仔隊，工作是日夜在明星同居處的樓下蹲點——但他從未有過怨言，只是在每筒膠卷的頭尾張，都習慣性地拍攝藍色的天空。

　　窮忙族最大的損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損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說：“天空即使沒有人感謝，還是永遠留在那里……雖然我們沒有做常人認為了不起的工作，雖然我們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們仍然想看著天空。為了記住它，為了不再迷茫。”

　　窮忙族:“窮忙族”是個舶來詞，英語為“working poor”。指那些每天超時工作，薪水卻沒有相應增加，不僅無力置產，甚至還要為養老金擔憂的人。

　　產生“窮忙族”的原因眾說紛紜。有分析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令個人生存壓力增加，盲從、攀比心理滋生、欲望膨脹和個人期待值過高；不合理社會結構，戶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諸多領域體制性的落后，使精英“寡頭化”和底層人“固化”，形成“M型社會”；加上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流動困難等原因，最終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窮忙族”的隊列中。

　　有調查顯示，“窮忙族”拼命工作卻得不到回報、看不到太多希望的首要原因是社會壓力過大，競爭激烈(60.9%)；其后原因依次是“窮忙族”缺少合理的人生和職業規劃(48.9%)；起點太低機會太少(39.5%)；太急于求成、反而容易受挫(26%)；盲從、隨大流(24.5%)；耐心不夠(18.8%)。

　　而要擺脫“窮忙”，需要積極充電，增強競爭力(55.7%)；調整好心態，適時進行工作減壓(50.4%)；有合理的人生規劃和目標(46.5%)；主動去適應社會(39%)；社會不應該過于強調競爭(12.6%)。

　　窮忙是世界性的

　　文/胡堯熙

　　窮是技術性的，忙是社會性的，窮忙是世界性的。

　　窮忙族一點都不像職場問題，更像是社會問題。能否找到生機，有時候并不只是窮忙族自己所能決定的事情。

　　美國《商業周刊》的兩名記者米歇爾•康林和杰西卡•希爾夫不止一次在雜志上表達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們都是奧巴馬的忠實支持者。在民主黨內部選舉階段，奧巴馬一直不遺余力地在YouTube上向年輕人展示自己的領袖風范。這被米歇爾•康林認為是高明的一招：“奧巴馬的成功要歸功于那些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是千禧一代，國家的未來，但現在都在為生計忙碌奔波。贏得他們，也就贏得了20%的選民，即便他們現在都是Working poor。”

　　美國窮忙族怎么忙？

　　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美國大約有4300萬人的年齡在18～30歲之間，人數巨大，并且Facebook和MySpace的注冊量可以證明他們之間聯系緊密，他們還有一個共同點：關注工作、醫保和債務等現實問題，因為這些冷暖自知的數據恰恰是他們最缺乏的。

　　美國社會學家卡斯特爾斯觀察過去30年間先進國家的發展過程，得出了勞動市場的“雙元化現象”的結論。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和勞動市場彈性化發展，企業對高技術人員的需求量變大，但社會底層工作的缺口反而更大，很多大學畢業生走出校門后發現除了清潔工、洗衣工、電話接線生和廚房助理的職位，他們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理想和現實之間就是這么無奈和無情。這些工種的勞動權益和社會保障遠遠不如高新技術行業，于是，越來越多的窮忙族出現了，成為后工業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

　　最新一代的美國窮忙族都出生在國家經濟持續向好的年份，生長在財富快速增長的年代，一個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父輩無節制地消耗資源、產生赤字，然后又是網絡泡沫的破滅和次貸危機。這些人都努力工作，但付出和收獲不成正比已經成為常態。《華爾街日報》做過一次調查，窮忙族最關心的事情中，經濟形勢、醫療保障和教育這類和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總是位居前列。月薪能達到8000美元在美國就算正宗的中產，但《商業周刊》的統計中，超過一半的窮忙族都在為了月薪3000多美元忙死忙活，其中一部分人還要把賺來的錢拿去償還助學貸款，一份工資掰成N瓣來用。

　　一說到經濟衰退、美元貶值和不斷攀升的失業率，窮忙族內心就會隱隱作痛。但糟糕的還不止這些，自2000年以來，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薪酬水平經過通貨膨脹率調整之后下降了8.5%。一邊是工資能夠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福利水平日益縮減；一邊是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受苦的不僅是窮忙族，連中產階級也覺得自己活得越發不滋潤。

　　一個叫苔斯•賈米森的24歲喬治梅森大學學生也在YouTube上專門給奧巴馬制作了一段視頻，內容都是為自己的前途擔憂。她原本每年冬天都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滑雪，但隨著經濟形勢惡化，她已經6年沒有滑過雪了；她的一個朋友月薪7000美元，怎么算也不是窮人，但一遇到母親生病，就只能乖乖地每月拿出6000美元用作治療費，然后自己一日三餐吃土豆；她的祖母當了30年教師，所得到的退休金和社會福利金竟然入不敷出。看起來，窮忙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忙活了一輩子的人也有可能發現自己突然之間連生活都成問題。

　　每個人都背負著沉重的壓力，經濟前景和職業前景看上去都不甚明了。除了共同富裕的北歐國家，大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窮忙是從年輕時開始的，但你老了之后，未必能夠擺脫它。

　　中國的窮忙現實

　　中國的大學生可能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窮忙族，否則不至于有人甘愿以免費試用一年的代價爭取一份口糧。連窮忙都變成搶手的權利，混得好點的人也覺得前途不保險，思索得最多的問題是明天該往哪兒跳槽，速度和這個國家的發展一樣快。

　　有人問郎咸平，為什么中國大學生畢業后都活得艱難。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說：“沒辦法，這個國家的生態是這樣的。我們沒那么多高新技術產業容納大量的大學生，中國的產業結構還是靠低層次的制造業撐著的，要想找工作，去他們那兒。”他說的是事實，“快中國”還沒有走到創意立國的時候，“世界工廠”靠規模取勝，而非技術。另外一邊，更多的企業在努力減少正職員工的名額，打工、簽約、派遣等非正式員工的編制越發龐大，珠三角的企業正在群體策劃搬家到浙江去，理由層出不窮。這種現象不是中國獨有，德國汽車業也走過這條路，盡管產業越來越賺錢，但總雇用的正職員工數量卻逐年下降。只不過，這種作業方式現在傳到了亞洲，中國和越南正在積極采用它。

　　有人說是對職業生涯缺乏規劃導致了窮忙族的出現，但個人規劃和大環境的現實之間總有落差，有時候它并沒有決定人生的效果，總有不期而至的變化讓你的規劃死無全尸。我的一個朋友去年大學畢業，進了移動公司工作，職業命運的起點比他的許多同學高出N個級別。但今年，公司一紙內部文件宣布，新員工的晉升和工資增長都以工作年限為參考，5年為一個級別，他的規劃也隨之全軍覆沒。是留下來守著每月3000元錢熬生命，還是去外面體驗連滾帶爬的打工生涯？這簡直不是主動的規劃，而是形勢逼迫下的兩難選擇。這一點都不像職場問題，更像是社會問題。

　　窮忙族的出路

　　1998年德國窮忙族占全國在職人員數量的3.9%，但根據最新統計，德國窮忙族現已增加到7.4%，西歐各國的情況差不多，就算富得流油的瑞士也有近30萬窮忙人士。

　　富者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靠技術和版稅吃飯；窮者留在機械勞動時代，靠一絲不茍的態度處理庶務性工作，以求能夠掙滿工分。不同工種的待遇差異就像社會的貧富懸殊一樣，把人分別扔在兩極。臺灣《商業周刊》給出了一系列教人如何擺脫窮忙的方案，從閑暇時考證照、念EMBA，到學習投資應有盡有，活脫脫一部創富參考書。但為了糊口而終日奔忙的窮忙族能否抽出時間進入上述步驟則是個疑問，況且，商業世界的變化太快，投入時間和精力以后，很可能發現自己又窮忙了一陣。

　　亞洲最先出現窮忙族的國家是韓國和日本，在金融風暴之后，產業結構的調整讓多數人進入窮忙的行列。5月，八國集團勞工部長會議在北海道舉行，今年的議題是“如何找到窮忙族的生機”。與此同時，中國人正在揣測奧運會后的經濟走向，至少股市上的數字不能給人太多信心，能否找到生機，有時候并不只是窮忙族自己所能決定的事情。

　　窮忙沒有獲益人

　　文/胡赳赳

　　窮忙族的利益分配被“洗劫”了嗎？一定是，但洗劫者也沒有受益。一個經濟提速的上行社會要警惕其“下流化”的怠速和道德怨恨。

　　比窮更可怕的是窮忙。比窮忙更可怕的是沒有受益人。資產縮水、貨幣通脹、事業遭遇瓶頸、人生碰到天花板，財富在分配、轉移之后迎來第三個象限：蒸發。富者沒有更富，而窮者變得愈窮。

　　一位中產階層人士驚呼，別說老百姓了，我自己都處處能感受到生活資料的壓力：手機在降價，但手機變成快速消費品；電視機在降價，但高清電視機并不便宜；汽車在降價，但汽油在漲價；掙錢容易，花錢更容易，貶值也更快。

　　GDP代表你很忙，人均GDP代表你很窮。從群體定義窮忙是一個階層，從社會定義一個國家都在窮忙。

　　一個群體的窮忙

　　不要嘲笑窮忙族，我們都是或曾是其中的一員。

　　一位做音樂版權的朋友，每天忙得團團轉，幾個CASE同時砸在手上。他在北京的建外SOHO上班，在MSN上與朋友聊天的時間與心情全都沒有，但心態卻出奇的良好。當他終于抽出一個小時與朋友共進午餐時，他說：“我現在付出的工作強度與時間、與薪水不成正比，但我聽從一個朋友的說法，現在的付出將在兩年后所領的薪水中得以體現，而兩年后不干什么活時的薪水現在發給我了。”

　　一位時尚雜志的執行主編(也窮忙嗎？當然)正在“鬧”休假，這位3年內從資深編輯、首席編輯一直做到執行主編的女性嚴重透支。她的服裝穿得越來越高級，但聲音越來越嘶啞、臉上的倦容揮之不去。她變成了“重要人士”而非成功人士。每個人都很需要她，上至大老板，下到某個活動的參與者，她看起來像被利用的對象，被反復利用、無度地利用。她自己一定也時時有這種感覺，并不斷淡化這種感覺。假如不工作，她將一無所有，而工作，并沒有給她催生更多有意義的事物，反而是一劑衰老藥。

　　這是喬治•巴塔耶所宣稱的“一個普遍耗費的時代”，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席卷一切。人們傾向于自我損毀。正如他所說，一個年輕人可以毫無道理地浪費和破壞，“當他自我破壞、自我浪費同時又無所顧忌時，最有頭腦的人也會百思不得其解，或把自己想象成病態的、他無力為自己的行為作功利主義的解釋。”破壞性地使用自己的發動機和輪胎，并從中感到自我的重要性、獲取他人尊重、滿足成就感，這是否可以看作是窮忙族的依賴性心理呢?

　　也許，窮忙族更需要做做人生規劃，找人看看自己的星盤有沒有風箏、大三角、鉆石形的大三角之類的好形狀，以及是晚年暴富、貴人相助或是走偏財運。比如說，莫言的星盤就比余華燦爛，事實也的確如此，好事都快被莫言占盡了。要不，就去聽一聽胡茵夢的心靈學教程，雖然她最后也會扯到星盤上，而且學費有點貴。可能還有你從未聽說過的“第四道”，這個有點怪的培訓組織在他們出版的書籍上都印有你不易發現的“道”的字樣，他們所講演的“修行觀”教你如何取得成功：當走紅的編劇、能賣出價錢的藝術家、練就嫁入豪門本事的剩女、成為時來運轉的經紀人和投資人等等。

　　關鍵是要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史鐵生在一篇叫《好運設計》的散文中說：“我們的一切聰明和才智、奮斗和努力、好運和成功到底有什么價值？……我們真的已經無路可走，真的已入絕境了嗎?是的，我們已入絕境。”可最后，他人云亦云地說“過程最重要”，這使得這篇文章的價值判斷業已過時。最起碼，“過程和結果要同等重要”，否則就是一場自欺欺人的勝利，繼續充當窮忙族和畸零人好了。

　　所謂的人生理想，無非有兩條通道：對物質與藝術的創造、享用與占有；心靈充裕、財富充裕。我想，沒有人不認同這點。就連寫出《瓦爾登湖》的梭羅也概莫能外，只不過他將自己的那間茅草屋看得比金礦還重。

　　窮忙族容易演變成埃里克•霍弗所言的“狂熱分子”，當人們從“分內”的“事情”中得不到自我滿足時，就會傾向于向“分外”的“事業”中去尋找歸屬，這可能會導致一些社會性問題的出現。

　　窮忙族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現象，尤其是當中上收入者亦有窮忙之惑時，這個群體已經有擴大成階層的危險了。

　　一個國家的窮忙

　　3年前，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先生來北京時，就借《新周刊》探討過“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的話題，沒想到，3年后，這個群體的形態從萌發到壯大，卷進來越來越多的大眾。外界看來，這個群體類似于“清晰度低、參與度高”的冷介質，但其實環顧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網羅其中。

　　陳志武將邏輯歸結于兩點：一是制度性的轉型，像巨大的離心機將一些人沿著拋物線扔出了資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場的缺失，如果不將萬事萬物證券化，萬惡的資本主義以及邪惡的財富都會與你失之交臂——人賺錢只能從窮忙走向富忙，錢生錢才能把一切資源估值變現，包括你的情感、忠誠、創意都會成為向銀行透支的信用，讓國家和金融寡頭為次貸危機買單。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和歐美所遭遇的一切危機都會在中國找到回應。窮忙族也是日本的產物，三浦展寫了一本很爛但很管用的書《下流社會》，“working poor”的指稱就出現在這本書里頭。在中國，“飛特族”似乎還是一種時髦，但它的確切內涵是指那些“以正式職員以外(打工、兼職等)的身份，來維持生計的人”。青山七惠在《一個人的好天氣》中所表達的那種感覺，說白了不正是被主流社會拋棄和漠視后的自我疏離嗎？這種冷調子的場景，意味著一種繁茂景象下的人和人之間的陌生化、冷漠化和對內心城池的修建，這是消費主義時代的加速度：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再緊密，人和自己的關系得到神的暗示。

　　新的階層分析將被一些時尚的詞裹挾并改寫。比飛特族更慘的是尼特族，他們的特征是“三不”：不上學、不就業、不培訓。這個群體在中國被稱之為“啃老族”，也就是吃父母。與之對應的是“富二代”，不但有老可啃，而且一步邁入中產階層；沒老可啃又不愿窮忙，最悲慘的境遇就是“流浪族”，他們也有兩個特征：像流浪漢一樣露宿街頭；要想再進入社會的循環體系中萬難。在日本，流浪族不在少數，在中國，沒有相關的統計數據。

　　別以為窮忙族盡是些年輕人，日本戰略專家大前研一在接受臺灣《商業周刊》采訪時說：“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40歲左右，過了這個尖峰，便鮮有機會升職或加薪。你也別再以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還會回來。”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會》探討了這個現象。他認為中產階層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中產階層的生活水準正在下降，就像“M”的形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一方面超級富豪大賺全世界的錢，財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層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世界分成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見了。在中國，許多中等收入者也感同身受。

　　美國人在探討“超級階層”如何影響全世界，有一個規模不到1萬人的超級階層在發揮全球影響力，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會影響到某個區域千萬人的生活。日本人在探討中產階層的衰落，人們要么變得更富，躋身上流社會，要么變得更窮，變成窮忙一族。中國的中產階層還未壯大成形，偽中產在“M”型中更易向左側的窮人轉移，財富的不穩定、不安全、貨幣政策的縮水、股票市場的慌亂、不動產市場的觀望等等，都使得原本后顧無憂的中產者開始“忙”了：有一篇理財文章說，資產沒有超過兩千萬，一個中產是無法負擔一家老小一輩子的生存、疾病、教育、旅游與生活質量的改善的。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會學的研究迎來了第二次轉變：第一次是固態社會學，基于人類學和相對穩定的區域社會學，就可以使社會學成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論建構。但這在全球化的沖擊之后遠遠不夠，人們要迎來社會學的第二次革命，一個液態的社會學研究形態正在出現。人們要在互為因果、互相印證、互相指認、流動與不確定性的液態社會下，去找到一個漂浮國家的新的理論支撐點。是的，我們都漂浮與依附在這個社會的膜性結構的表面，進入不到核心的資源分配中去；而一個氣態社會的來臨，難道要等到下個世紀？國家主義的樊籬被打破？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形成使得大同社會的初露端倪、烏托邦的幻象成真？人們的爭端與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與藝術的領域？地球村的預言第二次從社會結構上得到體認？

　　當一個國家處于窮忙之中，就像發動機空轉而車輪沒有前進一樣，這就是需要警醒之處：一個上行社會阻滯于“下流化”的節點。

　　國家不富，人民不安；人民沒賺到錢，國家也不會答應。窮忙沒有受益者，液態社會中，財富外流的速度超出想象，人人都在燒錢，人人也都在納悶錢燒哪兒去了。

　　(摘自《新周刊》)

【編輯:王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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