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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晃
我家飯桌后有一排霓虹燈:“革命就是請客吃飯。”有一次一個電視臺借我家拍東西,拍完以后導演打電話跟我抱怨:“晃姐,你那霓虹燈可把我害苦了,我還以為就是毛主席那句話,誰知道被你篡改了,讓我們制片看出來了,只好把所有霓虹燈的鏡頭全剪掉。”
我覺得這個制片過于敏感,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理解我為什么把“不”字改了,因為現如今,飯桌就是沙場嘛!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毛主席當年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一種比喻,因為當時在延安鬧革命沒好東西吃,肯定有同志叫苦叫累,在槍林彈雨中精神不集中,滿腦門子紅燒肉什么的,那能不叫領導替他揪心嘛!所以要提醒大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打江山,就必須有吃苦的毅力。
而現如今,請客吃飯已經絕對不是老革命偷偷向往的有吃有喝的好日子。飯桌早就變成了沙場,搶生意,賺大錢,怎么少得了請客吃飯這個環節。和打仗一樣,吃飯風險很大。我聽說一家名牌酒舉行過一次盛大的晚宴,招待各路名流,結果不知道哪道菜不是太新鮮,各路名流凌晨兩點在醫院急診室又匯集了一次,個個穿著睡衣,捂著肚子排隊打點滴。其他風險還有飯桌上說錯話,這種錯誤是我經常犯的。有一次在一個飯桌大講二奶的笑話,結果是我那一桌都是二奶。還有就是請錯人,也是我經常犯的錯誤。比如我以為張三是腰纏萬貫的市場部經理,結果吃到一半才知道他的市場經費已經被砍掉一大部分,或者干脆,這人已經辭職了。這要是打仗的時候,就等于帶著部隊攻下一個沒有敵人的山頭,還浪費了很多槍支彈藥,多喪氣的事。所以,時代不同了,革命方式不一樣了,現在請客吃飯就是為了革命,為了發家致富,翻身作主人。
這點道理,有的外國人早就搞明白了。上世紀80年代中,我在一家咨詢公司當差,我的老板雖然是個美國大妞,但是精通中國飯事,經常為了革命大擺飯局,是她給我上了吃飯的革命意義啟蒙課。她每次請客都親自排座位——什么級別的美女,配什么級別的關系戶;親自訂菜譜——什么價格的佳肴配什么大小的買賣;親自訂酒水——什么度數的酒配簽合同時對方所需要的糊涂程度。這些她不僅了如指掌,而且有神仙般的第六感,每次重要的飯局她都親自當翻譯,一邊是外國CEO,一邊是中國部長,她笑瞇瞇地給他們當翻譯,她說的其實跟兩個人的原話毫無關系,基本上屬于她自己自說自話。我第一次糾正她,被她臭罵了一頓,她虎視眈眈地看著我說:“我要是把他們說的真翻譯給對方聽,還可以簽合同嗎?”也是,從此以后我也學那樣當翻譯,以至于有一天一個外國人問我:“我就說了一個No,你怎么翻譯了十幾分鐘啊?”
我想都沒想沖他說:“你懂什么,中文里說No可復雜了。”
想想我已經“革命”二十多年了,吃了無數頓飯可以說是久經沙場了。最難吃的是一次為了談奶制品合資吃一桌“全奶席”,居然道道都是甜品,最后一道是冰淇淋餃子。最恐怖的飯局是在原來北京動物園里開的餐廳,主人居然非常自豪地說,我們今天吃的都是昨天剛死的動物,外面絕對吃不著。結果沒有一個人敢動筷子。
想了想,今天真的要是有革命舉行就是罷吃,就像解放前工人罷工一樣。像我們這樣“老革命”,天天想回家喝粥。顯然,我們的革命毅力在逐日遞減。如果我們真的要鬧革命的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哪個做買賣的敢說我就是不請客吃飯,那才叫牛。也許,我也應該把墻上的語錄改成“革命就是不請客吃飯”。時代變了,革命需要真的不一樣了。
(摘自《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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