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中國政府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劉貴今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就中方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立場和措施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中新社發 廖文靜 攝
3月7日,中國政府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劉貴今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回答提問表示:達爾富爾地區的情況是嚴重的,中國對這場人道主義災難表示同情。希望國際社會發出一致聲音向該地區施加影響,推動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的政治進程。 中新社發 廖文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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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3月7日電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3月7日下午,應外交部外國記者新聞中心邀請,中國政府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劉貴今大使為中外記者和駐華使館新聞官舉行吹風會。新聞司副司長秦剛主持吹風會。
劉貴今介紹說,我最近剛剛訪問了蘇丹,在訪問蘇丹之前到英國進行了兩個工作日的訪問,之后還訪問了乍得,并在 回國途中經停巴黎時同法國外交部進行了磋商。
劉貴今說,這次訪問蘇丹的主要目的是推進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目前混和維和行動布署遇到困難,在政治進程上缺乏進展。不久前蘇丹和乍得之間發生一些矛盾,我訪問乍得,勸說兩國進一步改善關系。在英國我會見了英國的議員,在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作了演講,舉行了記者會,還會見了英國外交國務大臣和首相的外事顧問等官員。在蘇丹,我會見了總統巴希爾,總統助理納菲阿,新任外長阿魯爾等,還會見了聯合國和非盟混合維和行動的聯合代表阿達達、美國總統蘇丹問題特使威廉姆遜。在乍得,我會見了乍得總統代比。
下面我愿意回答提問。
問:昨天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反對美國總統布什及議員出席北京奧運會,因為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未在達爾富爾問題上作足夠的努力。對此,你有何評論?
答:你肯定多次聽到布什先生在多種不同場合講過,他及其家人要來觀摩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據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政要都做了這樣的積極表態。不久前在德國議會,就有關奧運會的問題進行聽證時,德國國家奧委會主席、同時也是國際奧委會副主席,很明確地表示,體育是用來架橋是用于人民間溝通的,而不是用來筑墻的。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政要和體育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認識到,把北京奧運會政治化,不符合奧運精神,把達爾富爾問題同北京奧運會掛鉤更是毫無道理。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已經作了很多積極的建設性的工作,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的認可,極個別的人借達爾富爾等問題企圖給中國抹黑,這種作法絕不會得逞。
問:最近,蘇丹政府對達爾富爾某些地區進行了轟炸及武裝部隊聯合行動,你與巴希爾總統就此談了些什么?
答:最近在西達爾富爾地區,人道和治安形勢確實有所惡化。蘇丹在配合聯合國和非盟混合維和方面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主席是巴希爾總統,委員會的重要成員是總統助理納菲阿,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外交部次長薩迪克。我在會見他們時提出了中方對西達爾富爾州最近形勢的關切,蘇丹方面向我做出了一些解釋。從去年12月開始,該地區最有影響的叛軍向政府軍發動了進攻,占領了西達爾富爾州的三個區。政府軍進行還擊,造成了人員傷亡,蘇丹政府對此表示深感悲哀和關切,同時保證在未來的行動中要加以注意。西達爾富爾州地區的形勢是三個達爾富爾州中的安全狀況最差、戰事最頻繁的地區,原因比較復雜。我希望國際社會除了向蘇丹政府施加壓力外,也向交戰雙方和有關方面施加影響,使戰事盡早停止。中方將繼續利用自己的影響,勸說有關方面采取最大的克制,通過和談解決問題。國際社會為解決達爾富爾問題必須對外發出一致的聲音,即“混和行動”應盡早布署,但更加重要或同等重要的問題是,必須加快推動政治進程。目前政治進程裹足不前,五個政治派別只有兩個同意參加談判,另外三個提出了無法滿足的條件。政治進程邁不出步伐,戰事難以真正結束。特別是有些政治派別為了尋求更好的結果,更好的地位,更多的權利,發生了爭奪地盤的情況。有一些是政府轄下的地方受到進攻,另一些是不同的叛軍派別之間爭奪地盤,使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形勢雪上加霜。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得到解決。
問:許多阿拉伯媒體報道稱,中國對蘇丹政策是麻醉性政策,對蘇丹政府施壓使其讓步,中國與反對派別有何接觸?他們是誰?談了什么內容?
答:中國在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上的基本政策和西方公開聲明的政策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因為在過去我參加的多次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的公開國際會議上,西方一些代表在發言中也都強調了和中方對達爾富爾政策方面的一致性。比如說,西方國家也都主張通過政治而非軍事的手段解決達爾富爾問題,除了要推動聯合國和非盟的混合維和行動之外,也要同樣重視推動政治進程。我們都同意國際社會應該以一個聲音說話,向蘇丹政府和向叛軍方面平衡的施加影響。但在如何實現這些政策目標,如何達到達爾富爾問題的政治解決,在強調的重點、優先領域上,使用手段或作法上有所不同。我們和西方國家之間,包括同美國、英國、法國、歐盟,我們都有很良好的溝通、對話和協調。我本人去過兩次美國、一次歐盟,最近又訪問了法國和英國。中方希望通過溝通和對話,更好地推動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更好的促進相互了解。同時我在與西方國家的同事及蘇丹政府的接觸中,我也是努力鼓勵他們,爭取建立某種最低程度的相互信任,并能夠努力創造一個良好氣氛。如果相互之間充滿了深刻的敵意和沒有起碼的相互信任,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就會很難。我在接觸中發現,同樣一件事情,雙方如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就不利于問題的解決。
中國同達爾富爾的叛軍和蘇丹地區的抵抗運動沒有正式的直接接觸,但我和一些蘇丹的政治力量進行了初步接觸。這次我在蘇丹會見了SLM(蘇丹解放運動)領導人米納維和他的主要助手,就達爾富爾問題交換了意見。我在訪問南達爾富爾州的時候,也與南達爾富爾州臨時過渡機構中一些反對派的代表進行了溝通,聽取了他們的想法,同時也向他們轉達了中方的明確信息,即中國希望與全體蘇丹人民做朋友,不僅是北方,也包括南方和達爾富爾地區,我們愿意為促進蘇丹的民族和解和結束蘇丹的戰亂沖突作出貢獻。
問:中方一直認為政治不應該與奧運掛鉤,像今天的吹風會是否為了駁斥這種看法?在斯皮爾伯格宣布退出北京奧運會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中方尊重其決定,希望通過對話增進相互了解共識。對于好萊塢抵制奧運會的作法,有何評論?
答:中方對發生在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災難表示深切同情,我們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義的援助。有關北京奧運會的任何建議,我們都持歡迎和開放的態度,愿意進行討論,愿意聽取任何有合理內容的成分。但是對于那些惡意的,借奧運會進行抹黑,借達爾富爾問題抵制奧運會的行動我們堅決反對。我們和一些對奧運會有看法的組織進行了對話。去年9月,我訪問美國的時候就同 “拯救達爾富爾聯盟”的負責人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對話,幾位負責人告訴我他們并不想抵制奧運,也并不反對奧運,只是覺得可以利用奧運對中國政府施壓,改變中國對達爾富爾問題的政策。我告訴他,中國對達爾富爾問題的政策沒有錯,受到多數國家的肯定,包括一些西方國家的政要,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也贊同中國的達爾富爾政策。我們沒有理由,沒有必要改變這一政策。去年9月,我在紐約會見了斯皮爾伯格,我對他說,我知道你已經不是2008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的藝術顧問了,因為北京奧組委用最明確的語言向你的律師提出來,你沒有在最終期限之前簽署正式合同。盡管如此,你作為一個名人、名導演,你關心達爾富爾問題,我愿意就達爾富爾問題同你交換意見。我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給他詳細介紹了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政策。他還跟我說:我已經為北京奧運作了一點工作,還將繼續對北京奧運進行支持。后來發生了所謂“辭職”的事情,出乎我的意料。反對將奧運會政治化,不是從北京奧運會開始的,在過去的奧運會上,奧委會的組織者都是奉行這個原則的。《洛杉磯評論》回憶,在墨西哥舉行的第十九屆奧運會上,有兩個美國黑人運動員在領獎臺上舉起戴有黑手套的拳頭,抗議美國歧視黑人政策,當時這兩個運動員就被驅逐出場外。當時的奧委會主席說,如果你踏進了奧林匹克的神圣大門,就不得不把政治放在門外。所以把毫無關系的政治引進奧運會,是冷戰時期的作法。冷戰已經結束,那些以冷戰的思維,戴著有色眼鏡的極個別人應該放棄這種做法。盡管這樣做可以使個人的聲望大振,使他們獲得選票,但從長遠來看,這種作法對奧林匹克精神是有損害的。
問:無論是在津巴布韋、南非,我曾親見劉大使為中非友好發揮建設性作用。事隔多年,又看見劉大使為達爾富爾問題四處奔波。你說親見達爾富爾局勢某些方面存在惡化趨勢,請具體談談除了你的出訪,中方還做了那些工作?你說解決達爾富爾問題,國際社會須發出一致的聲音,在你看來國際社會需要取得什么樣的共識,才能做到在這個問題上發出一致的聲音?
答:關于第一個問題,我僅僅舉我上個禮拜在訪問蘇丹的過程中,到南達爾富爾州訪問一天的見聞,從這個角度告訴你,中國為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特別是達所面臨的人道主義危機做了什么。我在南達爾富爾州參觀了中國幫助蘇丹修建的大型供水項目,該項目要從85公里以外的地方挖20眼深井,修85公里的管道,把水輸往南達爾富爾州的首府尼亞拉地區,該地區是將來維和部隊聚集的地方,那里水很缺乏。中國的公司已經開始了工作,大批的管道已經運到了。但在85公里管道經過的地方是SLM一個派別控制的,安全形勢很不好。我當時和有關派別的人士交談,希望他們能夠給我們提供安全保障。除此之外,我們打了46眼水井,在達爾富爾地區修建了20所小型的發電站。我在南達州的時候,他們舉行了一個規模不小的集會,原因是去年中國向他們提供了8千萬元人民幣的援助,建了醫院,買了救護車、四輪驅動車等。我還參觀了一個難民營,中國向他們提供了一百多所活動板房,讓孩子們能夠讀書。還參觀了尼亞拉的技術學院,中國的公司向他們捐了30臺電腦,一套遠程設備。這只是我到南達爾富爾州一天看到的中國提供的幫助。中國是第一個向混合維和行動派出多功能工兵分隊的非洲以外的國家。第一批140人已經到那里幾個月,開始平整土地,修建圍墻,搭建營房,找合適的地點打井,為大部隊到來做準備。我們第二批部隊是175人,他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只等聯合國維和部隊一聲令下,他們就啟程。在混合維和方面,中國作出了自己實實在在的貢獻。去年7月31日,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期間,安理會通過了授權部署混合維和行動的1769號決議。中國和其他國家一起為推動這個協議作了很多工作。中方一直努力推動政治進程,一直支持聯合國達爾富爾問題特使埃利亞松先生和非盟達爾富爾問題特使薩利姆先生的努力,為資助他們行動的基金捐助了50萬美元。我們所作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促使達爾富爾問題能夠盡早解決。
問:美國國務卿在訪華時說,中國除了派工兵分隊外,還將派出戰斗部隊參加混合維和行動,請予證實將派出多少人?
答:我本人并不了解這個消息。但是據我所知,當前中方所做的事情,是集中精力兌現我們已經作出的承諾,即由315名人員組成的多功能工兵分隊盡早到位。據我了解,中國目前還沒有派戰斗部隊去達爾富爾。
問:目前混合維和行動的部署被無限期地推遲,中國維和工兵在蘇停留的最后期限是什么?關于中國對蘇丹售武問題,中方在售武時是否會對這些武器的用途加以限制?
答:我此行訪問蘇丹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推動混合維和行動盡早部署。我在蘇丹會見了蘇政府負責配合聯合國和非盟混合維和行動的三人小組,即蘇丹總統、總統助理和外交部次長。我還會見了阿達達先生,他過去是剛果(布)的外長,被任命為聯合國和非盟的達問題聯合特別代表。我從蘇丹政府方面和從阿達達先生方面得到的信息是完全是一致的,目前妨礙混合維和行動部署的很多技術性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下面我詳細列舉一下已經得到解決的問題及原因:第一,今年2月9日由蘇丹外長和阿達達先生簽署的《部隊地位協定》問題。這個問題長時間才得到解決的主要原因是,蘇丹政府一開始似乎不太愿意把當初給非盟混合部隊的條件同樣給予混合維和部隊。經過國際社會,特別是非盟和聯合國與蘇丹的磋商,蘇丹方面滿足了混合維和部隊的有關要求,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第二,所謂的夜航權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有很多報道,包括一些聳人聽聞的報道。但這一問題并不是因為蘇丹政府不愿意給予夜航權,而是因為那個機場設備太落后,根本不具備夜航的條件,飛機無法降落。這一問題還需要聯合國和非盟出資來解決。第三,駐軍用地問題。混合維和部隊駐軍用地不是蘇丹政府的土地,是達爾富爾地區的一些部族所有的。此維和行動要使用這些土地,需要跟這些部族談判協商達成一致。現在這一問題已得到解決。第四,集裝箱運輸清關問題,蘇丹海關已經修改了規定,防止集裝箱在蘇丹港被滯留,現在混合維和行動所需物資很快就能清關。第五,護照簽證問題。現在只要持有混合維和行動頒發的護照,申請進入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簽證沒有問題。
現在還有兩個主要問題尚待解決:一是出兵國問題。我們希望蘇丹能夠在此問題上顯示靈活態度。蘇丹對泰國和尼泊爾派出部隊有一定保留,主要理由是,需要非洲出的步兵總共8個營,但非洲國家答應出16個營,已經足夠了。埃及和埃塞愿意出的兵,已得到聯合國的審核。蘇丹和阿達達先生認為泰國和尼泊爾出兵一事不應妨礙大部隊的部署。埃及和埃塞的部隊本可部署到位,但遲遲沒有到位,這中間可能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原因,我本人不太清楚。為什么強調優先部署非洲的部隊呢?根據2006年11月26日非盟、聯合國和蘇丹政府三方達成的一致,這個混合維和行動主要是非洲的特色,優先滿足非洲派兵的需要。第二個問題是,混合維和行動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缺少24架用于空中支持的直升機。可惜包括西方國家在內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出這24架直升機。此外,還有運輸營問題沒有解決。
混合維和行動加快部署不僅需要蘇丹政府的努力,還需要國際社會多方面共同努力。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我不是為蘇丹政府辯護,我只想讓記者朋友們了解實際的情況。希望大家實事求是、客觀地去報道。
至于武器問題,我愿意在此重申中方的立場,一、中國是蘇丹武器的提供方之一。向蘇丹提供武器的至少有7個國家,中國并不是其中提供武器最多的。去年9月,蘇丹國防部長在答記者問時有過解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二、蘇丹在非洲是僅次于埃及和南非的第三大常規武器生產國,能夠生產一部分武器和彈藥。三、現在聯合國對蘇丹并沒有武器禁運的決議或規定。四、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中國在向蘇丹出售武器的時候,我們所遵守的很多國家都沒有做到。我們不向非國家實體出售武器,僅向國家實體出售武器,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是有控制的,數量上是有限的,而且有嚴格的最終用戶證明,出口的武器不得向第三方提供。
中國在世界武器市場只占很小的份額,出售武器最多的不是中國,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統計,2006年世界整個武器銷量中最多的不是中國,中國只占2.1%。美國國會去年9月發表了一份報告稱,2006年售往發展中國家所有常規武器中,美國占36%,俄羅斯占28%,英國占11%,德國是6%,中國只有3%。另外我還可以提供一個渠道,我們恢復了在聯合國七大類常規武器登記機制,我們的武器交易都是在聯合國有記錄的。
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片面地指責中國,說因為中國出售武器而造成了大屠殺,中國要為這些事情負責,進而將其與奧運會聯系,要抵制奧運會,這是沒有根據的,也不是客觀、公正和實事求是的看法。
問:中國對于解決混合維和行動的未決問題有哪些具體建議?你認為國際社會應為解決西達爾富爾地區形勢惡化做出努力來阻止人道主義危機,中國在這方面將如何發揮作用?
答:在整個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方面,包括你提到的混合維和行動部署方面,以及解決西達爾富爾地區人道主義和安全形勢惡化問題方面,都需要國際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第一,當然是蘇丹政府,因為達爾富爾是蘇丹的達爾富爾,它應該做出更多努力。第二,反對派,即所謂抵抗運動的力量需要做出相應努力,同意走向談判桌,停止爭奪地盤,停止進攻警察哨所和城鎮村莊。第三,聯合國和非盟應做出更多努力,更充分地利用三方機制來解決技術性問題,不要把一些技術性問題政治化。現在三方機制在溝通方面還有不暢之處。我已向蘇丹政府方面明確建議,通過與聯合國、非盟三方機制解決問題。特別是已經做的工作可以通過聯合國或非盟向外界做出澄清。第四,該地區國家是一個很重要的層面。達爾富爾問題已經斷斷續續的存在了幾十年。因為蘇曾遭受殖民歷史,邊界旁同一部落被分割給不同國家或地區。導致蘇丹一些反對派所在的部族,有的生活在蘇丹,有的生活在鄰國。所以該地區國家要拿出誠意,采取合作的態度。第五,整個國際社會,包括中國在內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要共同努力,不要發出錯誤的信息,不要讓達爾富爾地區反對派產生誤解。蘇丹政府也不要錯誤地解讀外界信息,在懸而未決的問題上,要聽取國際社會意見,采取進一步靈活措施。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應該創造這樣一種氣氛,讓蘇丹認識到它的一些合理關切,如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應該得到尊重。只有大家共同努力,達爾富爾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中國并不追求自己的私利,而是希望達爾富爾問題實實在在地得到解決。只有這一問題解決了,蘇丹的利益、國際社會的利益,包括中國的利益才能得到維護。
問:中國從蘇丹購買了多少石油?如果乍得等鄰國參與介入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中國是否認為這會影響到中國與蘇丹的石油合作?
答:中國和蘇丹的石油合作是最近十幾年的事情,主要是同我們的合作伙伴,特別是亞洲的一些合作伙伴,如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同蘇政府合作一起采油,當然也從蘇丹買了一些油。在蘇丹主要的一些石油區塊中,我們的股份并不是占主要的。我認為同蘇丹搞石油合作,并沒有什么錯。此次我訪問了蘇丹的煉油場,由于中國和我們的亞洲伙伴幫助蘇丹找油、采油、煉油,使蘇丹經濟最近幾年有了迅速增長。過去由于蘇丹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停止了它的投票權,但蘇丹從開采石油的第二年就把欠款還清了。最近幾年蘇丹是非洲GDP增長最快的國家,這一點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蘇丹GDP去年增長了11%,前年增長9%,這跟石油工業是有明顯關系的。最近在達爾富爾,特別是蘇丹南部和北部交界的地方發生了一些不穩定的事情,這對石油生產多少有一些影響,但是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問:是誰對叛軍發出了錯誤信息,使得他們認為打的時間越長越好?
答:一些許多學者和專家提到,有一些叛亂派別,他們期待著西方國家向蘇丹政府施壓,期待這種壓力能給他們在未來的談判中獲取更有利的地位,這也許是他們對這種談判不感興趣的原因之一。希望國際社會一致地向外界,特別是向抵抗力量發出明確的聲明和信息,不要讓他們造成誤解。
問:有戰亂的地方不少,但有中國特使的地方不多,這說明什么?特使去過幾次達爾富爾,如果需要的話,是否還會訪問蘇丹?中國在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上的作用是獨特的,這種獨特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答:確實世界上有很多戰亂和熱點問題,中國在一些帶有長期性質的、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上設立專人去進行溝通,為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做出努力。如我們有中東問題特使,還有朝鮮事務特使,我本人是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同時又是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因為達爾富爾問題舉世關注,國際上希望中國能夠更多地發揮作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政府設立了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我本人希望運用這身份做蘇丹等各有關方面的工作。我們利用這種關系,作為一個杠桿,以平等的方式向蘇丹政府提出建議,促使蘇丹政府采取更加合作的態度,顯示更多的靈活性。迄今為止,在這方面我們發揮了獨特作用。跟任何國家打交道,或者做工作時,都要注意尊重他們的領土和主權完整,要以平等協商的身份去做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從去年5月以來,我已經去過蘇丹4次,將來根據形勢需要可能還會去。另外,我在有關國際會議上也多次會見過蘇丹有關領導人,目的就是做蘇丹方面的工作,跟蘇丹方面交換情況。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我們所主張的是國際社會的合作,而不是對抗,是大國之間的良好溝通,而不是發生分歧,或者是激化矛盾。
秦剛:今天的吹風會就到此結束,謝謝劉貴今大使,也謝謝各位記者的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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