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口述/周南 整理/宗道一
周南，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曾任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是香港回歸最權威的全程參與者和見證人之一。
按照條約，1997年6月30日，英國人租借新界到期。
1979年3月，英國派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到北京來摸底，想延長對新界的租期。3月29日，小平同志會見麥理浩。麥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不能超過1997年，可能會影響到香港未來的繁榮。
小平同志覺察到了英國的意圖，明確表示不同意。他指出：我們歷來認為，香港主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變了，也不影響他們的投資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國兩制”這個詞。8月10日，小平同志和鄧穎超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再次強調：香港不收回，我們這些管事的人，歷史上將怎樣寫我們？說得露骨點兒是賣國賊，含蓄點兒是清朝皇帝。
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首次訪華，小平同志同撒切爾夫人的第一次會見，成為中英就香港問題正面較量開始的標志。
當時，號稱“鐵娘子”的撒切爾夫人剛剛打勝了馬島戰爭，從阿根廷手中奪過了馬爾維納斯群島。她最初并不想把香港交還給我們，曾考慮過搞國際共管，考慮搞全民公決，搞第二個新加坡，就是“獨立”，甚至考慮過在軍事上跟我們對抗。但是，中國情況不一樣，中國畢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馬島。
9月24日，人民大會堂，小平同志會見撒切爾夫人。她一上來就要求在1997年后繼續維持英國對整個香港地區的管轄，并以威脅的口氣說：“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來管治。如果中國宣布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針鋒相對地頂了回去。他強調：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遲于一兩年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于中國收回香港后，在中國管轄之下，實行適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還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的時候，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我相信我們會制定出收回香港后應該實行的、能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擔心這一點。我擔心的是今后15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
這時，小平同志又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愿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這是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進行的最關鍵的一次會談和較量，后來小平同志稱之為“定調子”的會談。定了什么調子呢？就是：第一，中國決心按照“一國兩制”的設想，于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主權問題不容談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實現平穩過渡；第三，如談不成，中方將單獨采取行動；第四，如出現動亂，就將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這一下打掉了撒切爾夫人的氣焰，她走下人民大會堂東大門臺階時摔了一跤。
放《火燒圓明園》時，只有英國使節沒出席
議程問題解決之后，雙方商定于1983年7月12日開始正式舉行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的第一輪談判。談判在北京臺基廠頭條3號舉行，中方由姚廣任團長，英方由柯利達大使任團長。大致每月舉行一輪會談，每輪會談時間為兩天。
英國人從一開始就玩弄“三腳凳”。本來是中英談判，英國侵占了中國領土，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但是英國想把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拉進來，想“以華制華”。我們立場堅定，英方沒有辦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還制造所謂的“民意”，配合會場上的斗爭。有些報紙整天發表文章，說：我們香港人歡迎英國繼續統治，中共來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毀滅，諸如此類，要英國人不能讓步。港督尤德這派人物尤為積極，幾次策動由兩局議員單獨組織的代表團到倫敦“請愿”，要求英國政府“不要對中國作太多讓步”。
他們打“民意牌”，我們也應該動員輿論。那一時期，《人民日報》發表了很多文章來進行反擊。碰巧當時拍了電影《火燒圓明園》，外交部組織各國使節去看。英國大使館的人很敏感，怕自己下不來臺，就沒有出席。
英國人還打“經濟牌”，有意制造恐慌。香港金融市場很敏感，物價開始飛漲，老百姓去搶購日用品，港幣直線貶值。本來英國人想拿這個壓我們，但我們的方針是，你搞你的，我們不為所動。結果1983年9月24日出現了個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動蕩，港元大貶值，弄得他們自己倒慌了手腳。
我們開始的說法是“主權的移交”。第2輪談判以后，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見，說法律上用這種字眼不大好。因為主權本來是屬于中國的，英國侵占了香港，不能說主權就歸它了，建議改成“恢復行使”。從那以后，我們的說法就改了。
在頭3輪的談判中，柯利達執行撒切爾夫人的策略，不厭其煩地宣傳香港的繁榮都是英國統治的結果，聲稱只有中國同意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英國才會同意給中國以名義上的主權。這其實是英國人的底牌。姚廣指出：“要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把香港歸還中國。”
因為這個問題，雙方爭執得很厲害。這也反映到每輪會議后發表的公報上。第1輪會談后發表的公報中提到雙方認為本輪會談是“有益的”和“建設性的”。第2輪只說“雙方進行了兩天有益的會談”。第3輪、第4輪只有“雙方舉行了進一步會談”，什么形容詞都沒有了。
姚廣的態度也強硬起來，說如果“英國不改變態度，我們就要考慮談判繼續下去的必要性”，給對方施加了壓力。
第7輪會談之后，柯利達就奉召回國當撒切爾的顧問了，但還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換了伊文思大使當團長。中央也決定換人，1984年1月25日，第8輪會談時，讓我代替姚廣當團長。
英方代表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就鉆
第8輪會談開始，繼續討論第一項議程，即有關1997年以后的安排問題。這方面展開的各項爭論，都圍繞國家主權這一根本問題進行。后邊各輪談判，英國的方針概括起來就是這么一句話：步步為營。
我們講我們的12條方針，英方則采取“迂回戰術”。每輪談判談到某一個問題了，他拿出幾頁紙，說你這一條方針我們并不反對，但是我們的理解是如何。他這個理解跟我們的理解相差很大，就是要損害你對主權的理解。
比如說外交問題。我們說香港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凡是和中國建交的國家可以在香港設立總領館或是領事館，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設高級專員公署。
我馬上批駁：你們提這個是何居心？我知道，你們只有在英聯邦的成員國首都才設立高級專員公署，你能舉出你們在非英聯邦國家的外交代表叫專員或高級專員的例子嗎？
聽了我的話，伊文思跟他旁邊的幾個代表當時沒料到我會這樣質問，竟一下子答不出來。商量以后，他們作了答復，我們有一些國家也有商務專員。我說：你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商務專員是商務處的商務專員，而商務處是大使館下面的一個單位，跟高級專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這樣糊弄我們不行。
伊文思看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設總領館。英方代表就是這樣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鉆。
小平震怒：不駐軍還叫什么恢復行使主權
最后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問題，就是在實行“高度自治”的同時，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力，當時首先就提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國防、外交由我們中央掌握，我們就有權駐軍。對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我們在會場上跟英方斗爭的時候，當中出了一個紕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位記者在人大開會的時候，找上我們一位不太了解情況的領導。記者問：香港老百姓怕駐軍，你們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這位領導不經意地回答說：也可以不駐軍吧！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中國的某某領導人講香港不必駐軍。
正好小平同志接見香港代表團，會前知道這件事，他很生氣。記者退場的時候，他說：等一等！我還有話講，你們出去給我發一條消息。駐軍是主權的體現，為什么中國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說奉政府之命緊急約見。伊文思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某某先生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港英當局很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在飯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團長攤了牌
1984年4月11日舉行第12輪會談，中英香港談判開始進入第二個議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問題。核心問題就是小平同志講的要保證過渡時期香港的局勢穩定。小平同志怕他們在這個期間制造混亂，需要有一個中英聯合機構進駐香港。
6月中旬的第16輪談判結束以后，決定成立一個負責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組。但英方仍不同意在香港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柯利達也有點兒著急，他建議負責香港問題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國來訪問。
我也考慮，英國的顧慮無非是怕我們干預日常的行政事務。我們把這個機構的任務講清楚點兒，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務，任務主要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對涉及平穩過渡的問題研究討論，做出決定。時間上也還可以照顧一下，給英國人一個面子下臺階。
向小平同志匯報后，他說：進駐是必須的，名稱可以改變，進駐時間早晚也可以松動。
7月28日，杰弗里•豪這班人馬就到了，住在釣魚臺。中午，我安排了一次會見，由我做東，請柯利達、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這張牌來，我說：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問題需要早一點解決。我提出，聯合小組必須進駐香港，除了明確規定任務之外，進駐的時間可以晚點兒。1984年年底正式簽署協議，可以1988年1月1日進駐，到2000年結束。我說：這是中國最后的方案。如果你們還不接受，我們撤回我們的方案，后果你們負責。
柯利達在回憶錄里講，他坐飛機時差還沒有倒回來，吃飯的時候正昏昏欲睡，一聽到這個情況猛然驚醒，意識到中國要攤牌了，不能不嚴肅對待。
午餐后，柯利達馬上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匯報。杰弗里•豪一聽，說：你不要在屋子里談，屋子里可能有中國安的竊聽器。咱們到外邊，找個大樹底下談。杰弗里•豪認為這是中國底線，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那天下午會談，柯利達缺席，大概是跑回使館向倫敦發電報去了。
結果杰弗里•豪見中國總理的時候說，1988年的1月1日讓聯合小組進駐香港，時間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我們商量了一下，就讓了他半年。這樣就達成協議。
12月17日，杰弗里•豪同撒切爾夫人來到北京釣魚臺，出席中英《聯合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撒切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說：“協議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勝利，因為我們是同一個不肯讓步，而且在實力上又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國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國《時代》周刊說：中英談判像是一場“雙方比賽膽量的戰斗，而英國方面首先敗退下來”。
(摘自《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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