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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旭濤
近日，隨著萬鋼和陳竺兩位新部長的走馬上任，黨外人士做政府部門正職成為當今政壇的熱門話題。
其實，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做政府部門正職本身在我國就具有制度上的法律依據，現在無非是具體落實和踐行而已，本沒有必要炒得那么熱鬧。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這一事件對我國民主政治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確實有著深遠的影響。
黨外人士參政從政在新中國發展進程中走過一段曲折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外人士參政應該是鼎盛時期。在1949年成立的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就有3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4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2位非中共人士，15名政務委員中則高達9位民主人士，在政務院所轄32個部級單位中正職負責人中又有13位非中共人士；在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還有54名非中共黨員。應該說，這一時期黨外人士的參政熱潮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分不開的：經濟上百廢待興，急需要沖破外界的封鎖和包圍，聯合各界精英謀求發展；政治上需聯合社會各界力量，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結構。
但是，隨后受左傾冒進思想的影響，這一制度設計并沒有延續下來，直至“文革”期間，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基本退出了政府部門主要領導者的行列，參政地位和作用也大大下降。
改革開放以后，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理念有了一定程度的歸位。上世紀80年代后，政府從“選賢任能”的角度出發吸納了一批非中共人士進入各級領導班子，但都是在副職崗位上。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之獲得國家根本大法的保證和法律地位。
1998年，全國人大、政協換屆，首次實現了八個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分別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擔任國家領導人職務較多的一次。
但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多元化社會利益格局已成為必然趨勢。毛澤東曾經講過一段著名的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的社會成員之間，完全一致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訴求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多元化利益格局必然要求國家重大事項要在社會各界之間進行廣泛的協商和溝通，利益訴求方面要達成妥協，并尋求共同點。
可惜的是，毛主席這一精辟的論述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被讀懂，或者說被忽視了。
此次萬鋼和陳竺兩位黨外人士入主“內閣”部長，打破了以往我國高級領導干部，尤其是政府部門正職主要在黨內圈子里選拔的做法，拓寬了選人的視野，更加體現了“任人唯賢”、“唯才是舉”的選人方針，對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具有“破冰”的意義。
另外，從“技術層面”講，萬鋼與陳竺分別出掌科技部與衛生部，意味著在科技創新與醫療改革難局面前，行政干預需要有專業治理為前提。同時，兩人都是本行業的知名專家，并且有著留學海外和長期從事科學研究的背景，雖然少了些“從政”經驗，但多了些駕馭本系統業務和行業管理的“專業”能力和國際化背景，這也符合當前政府管理專業含量急需提高、重大問題的解決日益需要有國際化視野的客觀要求。
盡管說我黨7000萬黨員中不乏各方面的專家和精英，但有一點已經成了或者正在成為人們的共識：泱泱大國13億人，并非所有的精英和專家都在我們黨內。
此外，黨外人士充實到政府一線部門擔任主要領導，承擔主要責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發揮專業人士獨立、客觀、務實的特點，對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擺脫部門利益的桎梏具有積極的意義。
由是觀之，萬鋼和陳竺的履新并不僅僅是個象征，黨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門正職也并不僅僅停留在中央層面上，未來有黨外人士出任縣長、市長甚至省長，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
(摘自《環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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