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文水風
近段時間，一個反腐新規的出臺，萬眾矚目。
臨近十七大的重要時期，“八項禁令”的精準打擊，“最后通牒”的逼人氣勢，一切都讓人感到這個規定非同尋常。
這是黨和政府堅定不移反腐敗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承諾的現實表現；
這是中央因應腐敗新形勢精確瞄準擊向腐敗分子的一記反腐重拳；
這亦是中央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留給違紀官員改過自新的一次機會。
如今，30日大限已過，相關部門正在清點戰果。但民眾最關心的，恐怕是之后的動作。如何讓“老實人不再吃虧”？用什么辦法讓負隅頑抗的貪官無處可逃？更為重要的是，怎樣才能讓反腐敗不止于一場風暴，而是一經發端就固化為一種持久的制度？這，需要更多的智慧。
2007年的反腐敗，戰鼓雷動，金戈鐵馬，氣勢宏偉。
反腐“亮劍”，兩前任高官以生命為腐敗陪葬。前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在“平安到岸”兩年后，仍難逃法網，因受賄和玩忽職守罪伏法，成為建國以來中央國家機關部級高官被執行死刑第一人；而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的涉腐自殺，則從另一個側面凸顯了當前反腐敗的高壓態勢。
在更廣的層面，繼3月18日中央政府揮刀指向“豪華衙門”之后，緊接著5月29日，中央紀委出臺“八項禁令” ，嚴懲隱性腐敗。“30日大限”，令一些貪官膽顫心驚、坐臥不安；“八項禁令”精確瞄準的科學嚴謹，更為近年來所罕見。有媒體稱，“一場全國范圍的廉政風暴，正在拉開大幕”。
中央的反腐決心
中央紀委這次出臺“八項禁令”，應當看作是貫徹落實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部署的清理糾正領導干部權錢交易腐敗行為的重要舉措，也是十七大召開前一次集中的反擊新型腐敗的大舉動。
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各級黨委要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更加”二字，表明了中央對反腐形勢的清醒認識，也再次凸顯中央反腐的堅定決心。
十六大以來，中央加大了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力度，取得了反腐敗斗爭的非凡成果。僅2006年，全國各級紀委就給予97260人黨紀處分，占黨員總數1.4‰。其中，有7名省(部)級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給予政紀處分37775人，其中開除公職4058人，追究刑事責任3236人。
但是，反腐倡廉任務仍然艱巨，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極少數領導干部特別是高中級干部的違紀案件影響惡劣。在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就說，“隨著發展市場經濟，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在一些部門和地方還比較嚴重，甚至涉及到許多高級領導人”。
今年年初，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提出，要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強勁勢頭，嚴厲查辦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案件。此次 “八項禁令”的迅速出臺，反腐舉措更加細化，如電腦殺毒軟件般不斷升級，顯然是將反腐敗斗爭推向深入的一個重要部署，是黨和政府堅定不移反腐敗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承諾的現實表現。
人們的另一個關注點就是此次規定出臺的時機。萬眾矚目的十七大召開在即，在此前出臺反腐“最后通牒”，是否還有深意？
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了一些官員和專家，雖然沒有得到明確回答，但也有人認為，在今年這個大事喜事聚首之年，以這樣一種自我清潔、自我更新的姿態迎接黨的十七大，反映出執政黨深刻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也是一種正視現實敢于擔當的宏大氣魄。同時，在十七大前夕出臺“八項禁令”，有利于加大查辦權錢交易案件的力度，把反腐敗斗爭不斷引向深入，以實實在在的成果迎接十七大勝利召開。
“敢于面向全國發出最后通牒，沒有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充分準備，是不可想象的。”有媒體如此評論說。
直擊腐敗新動向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八項禁令”出臺有著深刻的背景，是反腐敗斗爭與時俱進的產物，是反腐敗迫切的現實需求。
近年來，在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的情況下，腐敗并沒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迅速減少，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在反腐敗的強勁勢頭下，腐敗的“技術含量”不斷提高，更趨隱蔽化、曲折化、狡詐化，“中國的腐敗官員們已經能夠嫻熟地尋找到法律規定的模糊地帶”，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說。
所謂“模糊地帶”，便是由“公開”轉為“私下”、由“直接”變為“間接”、由“現貨”變為“期權”。經過這樣的轉換漂洗，將明目張膽的腐敗黑色“漂”成掩人耳目的灰色，以逃避法紀的“電子眼”。這樣的方式因而備受腐敗分子青睞，甚至成為其首選。前不久中央紀委副書記劉錫榮說，“去年的貪污受賄等腐敗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賄賂是由官員家眷甚至情婦收受”。而收受干股、低買高賣、賭博行賄等方式，也在近年來查處的案例中屢屢出現。
腐敗的形式在不斷變化，中央對腐敗的認識和制度化治理也在加強。2006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會上專門指出，近年來反腐敗工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違法違紀者權錢交易手法不斷翻新，因缺乏相應的法律和司法解釋，部分受賄案件得不到有效處理。他指示有關部門對這些新的作案方式及權錢交易等問題要及時研究解決，以推進反腐倡廉工作。
今年初，中央紀委第七次全會明確部署，要堅決清理糾正領導干部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牟利的幾類行為，“八項禁令 ”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法規依據和制度規范。1月26日，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何勇在主持召開查辦案件工作協調會時明確要求，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中央紀委共同研究起草相關規范性文件，重點解決當前反腐敗中緊迫而又突出的法律政策界限問題。
5月29日，中央紀委出臺“八項禁令”。“與傳統受賄形式中的直接收受財物相比較，這些行為貌似不違法，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復雜性，但實質上沒有區別，性質上都是受賄！”何勇明確指出。而關于其中的“30日大限”，最高人民法院人士表示，這實際上是給腐敗官員設置了一個自首情節。
“30日大限”到期后，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收受干股”、“特定關系人掛名領薪”、“期權尋租”等10種新型受賄方式，正式納入法律的懲治范圍。
黨紀與國法迅速成功對接，體現我們黨依法反腐、依法治腐的一貫思路。任建明指出，兩個“重磅級”反腐敗文件創建了紀律和法律之間緊密銜接、快速過渡的新模式。他表示，一旦這種協作新模式成為一個基本經驗，就意味著打擊腐敗的力度和效果會得到很大的提升。
寬嚴相濟治病救人
6月13日，就“八項禁令”出臺的背景、意義、政策界限等問題，中央紀委副書記夏贊忠接受了央視《焦點訪談》的專訪。他稱，該規定是中央紀委經過認真深入調查研究,本著立足實際、急用為先、依紀依法、堅決穩妥、成熟一個規范一個的原則制定的。
“八項禁令”中所禁止的行為，雖然在1997年頒布實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 》和2003年頒布實施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中已有類似禁止性規定，但由于當時相關條款還比較原則，存在查處案件中取證難、定性難、處理難的問題。在具體辦案實踐中，由于在定性量紀方面存在疑義、容易產生分歧，一些腐敗分子因此逃脫懲處，同時也助長了一些人的僥幸心理，成為前腐后繼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
“八項禁令”對相關腐敗形式的細化程度遠超以往，被外界稱為對腐敗的一次“精確打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刑法現代化研究所所長田宏杰就認為，“八項禁令”嚴密了法網，對違法違紀行為進行了明確的界定，不給心存僥幸者打擦邊球的機會。行為人對照“八項禁令”，會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明確的預測，可以有效地打消僥幸心理，遏制腐敗行為。
“八項禁令”的另一亮點，就是明確了從規定發布之日起30日“大限”，“本規定發布后30日內主動說清問題的可考慮從寬處理；對拒不糾正或者本規定發布后違反本規定的，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限期交代”這種形式，可追溯到1989年“兩高”發布的《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期限內自首坦白的通告》，近年來在實際中也經常采用。前年整治“官煤勾結”，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所有入股煤礦官員“限期一個月撤資”；去年治理商業賄賂時,有關部門也給出了“主動說清商業賄賂問題”的限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要求“限期交代”的問題，往往都是牽涉面大、情況嚴重，但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又相對滯后的問題。之所以給出一個緩沖期限，一是對官員的思想正本清源，明確法紀界限，避免不教而誅；二是遵循我們黨對待犯錯誤黨員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政策，給存在違紀問題的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夏贊忠認為，這樣一個寬嚴相濟的政策，既是對黨員干部的嚴格要求，更體現了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對廣大黨員干部的關心、愛護，同時也是對存在有這些違紀行為的同志的一種教育、幫助和挽救。
有人有這樣的疑慮，會不會出現老實人吃虧的問題？針對這樣的疑慮，夏贊忠回答，在政策許可的范圍里，只要是主動交代的，而且是主動糾正的，那就比我們原來所規定的那些政策還要更寬大一些，以達到教育絕大多數的目的；對那些不主動交代，甚至還頂風違紀，那就要嚴肅查處。
之前的6月8日，何勇在貫徹實施“八項禁令”的會議上嚴正指出，要讓存在問題的黨員清楚，這是黨組織給予的一次機會，要珍惜和把握，不要存在僥幸心理；拒不糾正的，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摘自《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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