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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8日下午，在洞爺湖出席八國集團峰會的部分國家元首夫人，在日本第一夫人貴代子的陪同下參觀峰會環保型的國際新聞中心。日本公司研制的機器人asimo在門口迎接諸位夫人的到來，并用流利的英語和夫人們進行交流，令首腦夫人們驚喜不已。 中新社發 朱沿華 攝

　　中新網7月22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22日載文稱，八國集團內部既無行動共識，更無行動綱領，但有共同的傾向，就是想把責任推給中國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當然，這些發展中國家也有共識，那就是要發達工業國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八國論壇已經成了一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互相推諉責任的場所。

　　文章摘錄如下：

　　最近在日本北海道召開的八國峰會，多方面表明這個曾經在全球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組織和論壇，已經大不如前。很大程度上還不如中國人經常所說的“務虛”會議。

　　務虛會議是為了達成共識，是為了采取共同的行動。八國峰會及其擴大會議的確意識到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戰，也意識到現在是必須采取行動的時候了。但是，問題是對如何采取行動沒有任何共識。

　　因此，八國峰會及其擴大會議一結束，很多人就抱怨會議僅僅在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上傳遞了模糊的信息。由16國參加的主要經濟體會議認為，有必要“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來應對全球變暖。但是，富國和發展中國家沒能就2050年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50%的目標達成協議。

　　峰會同樣也沒能為更具爭議的減排中期目標制定出任何具體的數字。此外，八國集團不僅沒有能夠對未來目標達成行動綱領，而且也顯示出沒有能力來履行他們已經作出的承諾。對非洲的援助就是很好的例子。

　　八國集團內部既無行動共識，更無行動綱領，但有共同的傾向，就是想把責任推給中國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當然，這些發展中國家也有共識，那就是要發達工業國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八國論壇已經成了一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互相推諉責任的場所。

　　這就提出了一個八國峰會向何處去的問題。幾乎所有政治家包括八國峰會成員都已經意識到如果八國峰會要繼續有效，必須擴大成員國，包括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

　　實際上，八國峰會的弱化和世界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印等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他們已經逐漸地從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進入了中心地帶，在國際事務上的角色就跟著提高。同時，這也表明其它國家包括八國峰會的一些成員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相對衰落。正因為這樣，國際社會已經有很大的呼聲來改革八國峰會這個重要論壇。

　　對改革八國峰會的呼聲，中國如何反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每次在被邀請參加八國峰會時，中國也樂意接受，并在峰會上表明自己的立場。這也是客觀情勢所然。

　　中國已經成為主要一個國際經濟體，沒有中國的參與，很多重大國際問題很難得到解決。同時，這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之所在。中國已經融入到國際社會，國際秩序一旦發生重大變化，就會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在此意義上，中國必須盡力參與國際事務。

　　但也不應當否認，很多人是從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必須也有資格加入這個組織。民族主義的感覺不可避免，因為每加入一個重要國際組織，都是中國發展和崛起的標志。但民族主義者往往忽視了中國加入后是否有能力履行國際責任的問題。

　　被不被邀請加入八國峰會？要不要加入八國峰會？這些都是可以爭論的。但是，客觀地說，中國還不具備履行如此重大國際責任的能力。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所需要的是理性，不應當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原因很簡單，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譴責別人不承擔責任要比自己承擔責任容易得多。實際上，美、日等大的世界經濟體，并不是不想作為，而是很難作為罷了。

　　人們可以提這樣的問題：八國峰會沒有中國和印度的參與很難解決問題，但是不是中國和印度的加入，什么事情都可以解決了呢？答案并不明確。

　　不僅僅是八國峰會，所有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在內在一系列全球性問題上都面臨如何共同行動的問題。共同行動面臨困難并不僅僅是成員組成的問題，而是國際組織構架如何轉型以適應新國際環境的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必須意識到八國峰會的兩重性。八國峰會一方面的確是一個意在解決全球性重點問題的協調組織。但同時，它也是西方的一個價值組織，經常被用來推行西方所認可的價值和政策。

　　在一些問題上，這個組織的決策具有深刻的價值取向。即使中國加入這個組織，中國也不會有能力來改變西方的價值取向。

　　中國不想在此論壇上和西方公然對立。實際上，中國的加入有可能使得價值問題變得重要起來，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價值系統。

　　同時，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反全球化運動也越來越甚，并且也正在日趨制度化。中國更不想在加入八國集團之后，成為反全球化力量的批評和攻擊目標。

　　因此，在八國峰會問題上，“低姿態”更符合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中國的原則應當是參與對話，分擔責任。

　　一個大國是否具備領導能力，在于其承擔國際責任的能力。在很多屬于全球性公共財(global public goods)的領域，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例如氣候環境問題。一旦全球性氣候環境惡化，誰都會成為受害者。那種認為等到經濟發展了再來重視環保的思想過于簡單。中國重視環境氣候并不是為了回應國際壓力，而是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如果中國再去重復西方和其他國家走過的“先發展，后環境”的路線，那么中國本身的發展會是不可持續的。要求西方承擔更大的責任并不是要推卸自己的責任。

　　同時，中國要發展自己的解決國際重點問題的政策和行為模式。

　　中國在非洲的行為模式就是一個好的例子。盡管在西方尤其在歐洲，中國和非洲的關系具有很大的爭議性，中國甚至被視為是新殖民主義，但一些公正的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發現，中國的政策和行為模式實際上有助于非洲國家減少貧困，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和非洲的關系不僅僅是一種貿易關系，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花大力氣幫助非洲國家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交通、學校、醫院和體育場所等等。根據中國自身的經驗，這些都可以為非洲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支撐條件。

　　國際社會已經在呼喚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責任，這種呼聲也會在今后越來越高。但問題是，中、印等國是否已經準備好來承擔國際責任？

　　這不僅僅是一個意愿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能力問題。在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上，中國已經學到了很多經驗，也在力所能及地在履行自己的責任，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