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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事件”以前的澳門

　　中葡交涉船只扣留事件

　　1 9 4 9 年底，國民黨海軍李及蘭部向萬山九島撤退時，部分官兵不愿南逃，紛紛攜械開小差逃到澳門，以凼仔和路環(huán)為基地，持械至公海搶劫來往商船和漁船，還經(jīng)常喬裝混入澳門市區(qū)搶劫、殺人、丟放炸彈，令澳門市民人人自危。就在這一片風聲鶴唳、盜匪橫行之際，澳門內(nèi)港發(fā)生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自灣仔追擊國民黨艦艇，及澳葡當局扣留這批艦艇的“留艦扣留事件”。

　　1 0 月2 4 日，駐守在澳門內(nèi)港對岸灣仔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炮火攻擊因敗逃入澳門內(nèi)港水域停泊的國民黨艦艇。炮擊開始后，國民黨在澳門的海軍最高負責人當場便失去蹤影，一片混亂，艦艇人員亦四處奔逃，澳門政府扣留了國民黨在澳門的7 艘艦艇與1 0 艘機動帆船。

　　由于當時新中國剛建立，仍沒有由自己制造的海軍艦艇，大都是收編國民黨投誠人員的裝備。當時華南局第一書記葉劍英，遂通過駐澳人員與澳葡政府交涉，愿以葡幣(澳門元)3 0 萬換取這7 艘艦艇與1 0 艘機動帆船。然而，為了不得罪國民黨，澳門政府婉拒了葉劍英的要求。

　　此事件充分反映出澳門政府的中立態(tài)度，從此局外中立的政策便確定下來，直到1 7 年后才被“一二·三事件”打破。

　　中葡關閘武裝沖突事件

　　自清末澳葡當局擴張地界，將澳門邊界推到關閘，并將中國軍隊的泛墻拆除后，由于珠江口的泥沙淤積與葡萄牙人在青洲水面填海造陸，蓮花莖兩旁的廣大洋面(拱北灣與前山水道)，也逐漸滄海變桑田，逐漸形成今日的珠海市拱北區(qū)與澳門的黑沙灣區(qū)、臺山區(qū)。狹長的蓮花莖土腰，也逐漸變成廣闊的蓮花路與關閘馬路。澳門與內(nèi)地的邊界，也自幾公尺變成幾百公尺。粵澳邊界西部有比較明顯的鴨涌河為界，問題尚比較不顯著，但東部拱北灣與黑沙灣接壤的地域，卻因辟為沙田種植蔬菜，以及灌木叢密布，地標不明，便常發(fā)生誤入對方地界的事情。

　　1 9 4 5 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葡方在新建起的西洋式關閘北方約1 0 丈處，偷偷地設立了一個崗亭，亦即企圖將邊界又向北移。由于當時戰(zhàn)后兵荒馬亂，一時之間，中國政府沒有理會，葡方遂自以為得計，逐漸得寸進尺。

　　1 9 5 2 年時，新中國已成立三年，澳葡當局仍然沒有將崗亭撤回關閘以南。7 月2 5 日，駐守崗亭的葡國黑人士兵，與駐守粵澳邊界的中國邊防軍士兵發(fā)生了武裝沖突。最先是澳門黑人士兵向中國邊防軍開槍射擊，中國邊防軍亦還以顏色，交火之后雙方便互相召集援兵。澳門葡軍以迫擊炮等重型武器向拱北發(fā)射，中國邊防軍也以迫求炮向澳門關閘還擊，越打越激烈，足足打了兩天之久，各有死傷。

　　中方除了向澳葡政府發(fā)出通知，稱葡方不但闖入中國地界，還首先開火，葡方要負全部責任外，又于8 月2 日宣布封閉關閘通道，令依賴中山縣提供蔬菜水果糧食供應的澳門，一時便斷絕了生活資料來源。澳門內(nèi)部不但糧食價格就此飛漲，一般市民也惶惶不可終日，怕沖突因此擴大，中國順勢揮軍南下收回澳門。

　　澳葡當局在此強大壓力下，很快便告不支，通過何賢等華人領袖與中方溝通。經(jīng)過2 6 天的僵持與溝通，葡方接受談判建議，于8 月2 3 日下午5 時4 5 分，在澳門華人代表何賢、馬萬祺陪同下，由澳門經(jīng)濟局長羅保帶著澳門政府的“道歉書”，通過關閘到前山與中方談判。

　　中國對關閘武裝沖突事件向葡方提出三項要求：

　　(一)葡方要對事件公開登報道歉；

　　(二)葡方要將關閘北方的哨位后移；

　　(三)葡方要賠償中方在沖突事件中的損失。

　　在何賢與馬萬祺的斡旋下，中葡雙方經(jīng)過1 5 輪談判，除了沒登報公開道歉外，其他兩項葡方全部同意，除將崗哨移回關閘南面外，還答應賠償中方人民幣4 4 3 9 3 .3 元。

　　中國邊防局接受葡方的“道歉書”與賠償保證后，前山拱北與澳門的陸路交通才于8 月2 5 日起恢復正常。

　　據(jù)中方統(tǒng)計，這次武裝沖突過程中，葡方向中方共挑釁8 次，炮擊4 9 0 發(fā)，機步槍子彈1 8 0 0 0 多發(fā)。中方則還擊炮彈9 5 發(fā)，子彈8 2 0 發(fā)。傷亡方面，葡方士兵死亡2 人，傷7 人；中方士兵死亡2 人，傷3 0 人，民兵與群眾死2 人，傷9 人。

　　在此次武裝沖突事件中，由于中國與葡國還沒有邦交，邊防軍也不承認葡方官員的身分，葡方只有通過澳門華人代表何賢與中方溝通。

　　澳門開埠四百周年事件

　　由于部分葡萄牙人認為澳門于1 5 5 5 年正式開埠，而1 9 5 5 年適逢四百周年，葡萄牙人遂在忽視中國人感情下，于當年3 月開始籌備在該年年底在澳門舉行大規(guī)模慶祝活動。活動程序包括建立侵略澳門紀念碑，舉行殖民統(tǒng)治者澳門總督的升像禮等等。與此同時，葡萄牙政府又宣布將澳門改為葡萄牙的“澳門省”，隸屬海外部。7 月間又頒布了所謂“澳門海外省組織法”。殖民者的挑釁激起中國人民的更大憤慨。1 0 月2 6 日，《人民日報》以《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為題發(fā)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澳門是中國領土，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澳門，也從來沒有忘記他們有權利要求從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這塊領土。”“澳門至今還沒有歸還中國，并不等于說中國人民容忍澳門遭受侵占的情況長期繼續(xù)下去。”“我們要警告澳門的葡萄牙當局，現(xiàn)在的中國已經(jīng)不是6 年前的中國，更不是4 0 0 年前的中國……中國人民從來不容許挑釁得逞，挑釁者必將自食其果

　　”。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給殖民者以極大的震懾，澳葡當局被迫以“經(jīng)費不足”為理由，宣布取消籌備中的紀念活動。這一年1 0 月1 日，澳門中國居民為了給葡萄牙的所謂“開埠紀念”以有力的回答，舉行了比往年更加盛大隆重的國慶活動。

　　澳門“一二·三事件”始末

　　1 9 6 6 年底，八屆二中全會召開后不久，澳門凼仔居民自籌經(jīng)費興建坊眾小學，在屢次向澳門政府申請擴建校舍未獲答復后，自行在坊眾小學預訂興建地點搭建竹棚。1 1 月1 5 日，澳門市政廳與群眾代表談判無效后，招來大批葡警至坊眾小學現(xiàn)場強迫停工，與當?shù)厝罕姲l(fā)生對峙場面，最后發(fā)生了葡警動武毆打群眾，共打傷3 4 人的“凼仔坊眾小學事件”。葡警還扣留了在現(xiàn)場采訪的《澳門日報》記者2 個小時，引起該報嚴重抗議。

　　事件發(fā)生后，不少社會團體(主要是工聯(lián)會、街坊總會與婦聯(lián)會)代表，至澳督府處交抗議信，事件遂逐步升級。

　　1 1 月1 7 日，“凼仔居民學校籌建委員會”向澳門政府提出五項要求：

　　(一)澳葡當局必須嚴懲制造這次流血事件的肇事人；

　　(二)澳門凼仔當局不應阻撓修理校舍辦學，侵犯居民正常權益；

　　(三)澳葡凼仔當局和澳葡警方必須負責賠償受傷者的一切醫(yī)藥費用和因此事件引起的一切損失；

　　(四)對澳葡司法警察無理拘捕代表判刑一事表示抗議，司法警察處應消這一無理判決；

　　(五)澳葡當局必須保證今后不再有毆打居民的類似事件發(fā)生。

　　與此同時，以《澳門日報》為首的報刊，亦對澳葡當局的暴行進行抨擊。

　　1 2 月3 日，前往南灣澳督府陳情的澳門師生代表，在進入澳督府內(nèi)被葡國軍警毆打，消息自南灣傳回中區(qū)，引起華人市民的高度激憤。上千名群眾遂在市政廳廣場(議事亭前)集合示威抗議，并沖入市政廳與仁慈堂大肆搗亂，發(fā)生了群眾騷動。

　　澳葡當局聞訊，在恐怕警力不足的情況下，陸軍司令施維納采取鐵腕手段，自澳門境內(nèi)各軍營緊急調(diào)派出數(shù)百名正在澳門渡假整休的葡國正規(guī)軍(不少是非洲黑人)開出市區(qū)，對中國群眾實施血腥鎮(zhèn)壓，又實施宵禁令，不準市民于晚上在戶外行走。當日葡警打傷市民6 3 人，晚上葡軍又射殺3 人，死傷者均為華人，群眾沖突遂演變成民族沖突。4 日，繼續(xù)上街示威的華人，再有5 人被葡國軍警打死，而且葡警又逮捕了數(shù)十名華人。大部分的澳門華人市民，遂在一片悲憤之下呼吁對葡萄牙人罷工、罷課、罷市，全澳所有市場、辦館、餐廳、攤販一律不賣任何食物予葡萄牙人，其他華人“休假”以示抗議，澳門遂一下子變成死城。

　　由于這次群眾騷動發(fā)生于1 2 月3 日，遂稱為“一二·三事件”。

　　事件發(fā)生后，澳門有關人士一方面在《澳門日報》等報上對澳葡當局口誅筆伐。一方面動員群眾貯存武器隨時準備與澳葡當局“武斗”，一方面向相鄰廣東省政府尋求支援，對澳葡當局內(nèi)外夾擊。

　　1 2 月5 日，澳門中華學生聯(lián)合會對澳葡當局提出五項要求：

　　(一)全部接納和實現(xiàn)凼仔居民所提出的五項要求；

　　(二)懲辦指揮鎮(zhèn)壓我愛國師生的主兇傅基利；

　　(三)立即停止開槍射殺澳門同胞的罪行；

　　(四)對被害者負責賠償一切損失；

　　(五)保證今后不再發(fā)生鎮(zhèn)壓我同胞的殘暴事件。

　　1 2 月1 1 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以《嚴厲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為題的評論員文章，稱：“對中國方面的嚴重要求，澳門葡萄牙當局必須立即接受并完全實現(xiàn)，否則你們必將自食其果。”這個消息也于當日傳到澳門。

　　在強大的內(nèi)外壓力下，澳門政府終于在獲得里斯本當局的指示后，于1 2 月1 2 日和1 3 日通過澳門電臺宣布全都接受要求，并表示要向澳門各界中國居民代表當面交其答復。

　　1 9 6 7 年1 月2 8 日中午，澳門政府代表左次治律師前往拱北，與中國方面達成協(xié)議，表示澳門政府全部接受中國提出的4 項條件。2 9 日，新任澳督嘉樂庇親自前往澳門中華總商會與設在前山的指揮中心，簽署協(xié)議，答應了所有中方提出的要求。“一二·三事件”遂以中方的全面勝利與葡國的全面屈服而結束。

　　這次群眾騷動事件前后拖了兩個多月，澳門政府共打死市民8 人、打傷2 1 2 人，逮捕6 2 人。為此葡方不但要認罪賠禮、懲辦有關官員(即施維納、傅基利、顏端尼、晏德地)，賠償喪葬撫恤醫(yī)藥等費用共葡幣2 0 5 8 4 2 4 元，釋放了所有被捕人士與取消有關檔案，還允許了凼仔居民繼續(xù)建筑校舍，比較開明的葡國官員，也開始明白到葡國對擁有澳門主權的宣示實在是相當“虛幻的”。當時的葡國外交部長羅基勒后來評論此事件時承認：“……實際上，我們從來沒有成為過澳門的主人。我們一直得以生存，全賴中國的良好意愿，而我們也總是分享著這個權威。”

　　葡萄牙“石竹花革命”后的中葡關系

　　1 9 7 4 年4 月2 5 日，一群葡萄牙年輕軍官組成的革命組織“武裝部隊運動”，在數(shù)小時內(nèi)發(fā)動了一次幾乎不流血的政變，推翻了由葡萄牙大獨裁者薩拉沙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所繼承的將近五十年的獨裁政權。由于這一次政變幾乎沒有流過太多鮮血，所以，葡萄牙人都相當自傲地稱此次民主革命為“石竹花革命”。

　　不過，從此之后，葡萄牙內(nèi)政與外交便開始進入了一段相當不安走的時期，使葡萄牙不但在內(nèi)部事務(特別是經(jīng)濟)上元氣大傷，在外交(特別是殖民地事務)上更狼狽不堪。因為，在內(nèi)政上接掌大權的7 人執(zhí)政團，很快便產(chǎn)生了左派軍官與右派軍官的沖突，一方面葡萄牙國內(nèi)共產(chǎn)黨的勢力迅速上升，一方面政府又在左派軍官操縱大局下盲目推行種種過激的社會主義改革政策，于6 周內(nèi)將所有較大的企業(yè)都收歸國有，銀行與保險事業(yè)亦難逃厄運，遂使葡萄牙大量資金外流，企業(yè)家匆匆走避他國，中產(chǎn)階級技術人才紛紛移民海外，嚴重地挫傷了葡萄牙本已因非洲殖民戰(zhàn)爭而拖累至千瘡百孔的脆弱經(jīng)濟。這種急劇左轉(zhuǎn)的后果之一便是，1 9 7 4 年9 月3 0 日，葡萄牙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史寶諾拉，亦即《葡萄牙與其未來》一書的作者及力主葡萄牙應自殖民地撤退的革命領袖，也不得不黯然讓出總統(tǒng)職位，由高美士(時任三軍參謀長)繼任，自己則倉忙去國。接任總理不久的左傾溫和派軍官岡沙維治亦在激進派的壓力下，不得不進一步推行各種更左傾的沒收政策，使葡萄牙內(nèi)政更趨紊亂。

　　在外交方面，1 9 7 5 年前后的那段日子，葡萄牙的情況更糟。在輔導殖民地獨立事務上，除了圣多美與普林西比、佛德角群島、幾內(nèi)亞比紹等殖民地和平轉(zhuǎn)移政權之外，葡萄牙在安哥拉、莫三鼻給、東帝汶等地撤退時，都沒有妥善的安排。這些地方不是在葡萄牙人沒撤退之前就已發(fā)生派系內(nèi)斗，就是葡萄牙人撤退后反殖民主義的不同革命黨派各擁武裝，割據(jù)山頭，打個你死我活。譬如說，安哥拉就發(fā)生3 個都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的革命組織在葡軍撤出后，各自在前蘇聯(lián)與美國支持下火拼經(jīng)年，最后才由前蘇聯(lián)公然出兵支持，使親蘇派系大獲全勝，統(tǒng)一安哥拉，結束了代理戰(zhàn)爭的鬧劇。至于葡屬東帝汶則更離譜，在內(nèi)戰(zhàn)4 個月后左傾革命陣線取得全面優(yōu)勢時，印尼立刻于1 9 7 5 年1 2 月7 日黎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陷了東帝漢首府帝力，于翌年宣布兼并東帝汶，使其成為印尼的第2 7 個行省。

　　這一連串外交挫敗的兩個嚴重后果，便是大量葡國海外僑民被迫撤退回國，以及葡國喪失了許多由政治勢力保障的海外甜酒專賣市場，不單使國內(nèi)失業(yè)問題更趨惡化，外匯來源也急劇緊縮，造成更進一步的經(jīng)濟危機。

　　就在葡萄牙國左傾激進派系軍官與葡萄牙國內(nèi)共產(chǎn)黨發(fā)動政變的關鍵時刻，1 9 7 5 年1 1 月2 5 日，以恩尼斯首的右翼軍人勢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滅了左派勢力的政變陰謀，并由恩尼斯繼高美士出任葡國的新總統(tǒng)。恩尼斯一方面以強人姿態(tài)大力肅清革命政府中的左翼激進勢力，一方面著手起草制訂葡國新憲法，開放選舉，總算穩(wěn)住了葡國的內(nèi)外局勢，使葡國政治開始步上民主的正軌。恩尼斯曾以上尉官階于1 9 6 2 年到澳門的離島路環(huán)荔枝灣軍營駐扎，至1 9 6 4 年才調(diào)走。目前，荔枝灣軍營前面的廣場已為此改名為“恩尼斯總統(tǒng)前地”。恩尼斯1 9 8 5 年5 月2 7 日訪問澳門還特別和他的一位原住路環(huán)的華人好友見面。由于久駐澳門且與華人關系良好，故恩尼斯是葡國近代最高領袖里最熟悉中國事務，也最了解澳門微妙地位的總統(tǒng)。這對中葡建交及后來的順利談判影響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