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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居》是指向現實的一根刺，揭示出“房子對于一代人情感價值系統無情有恨的摧毀。”

　　隨著電視劇的熱播，《蝸居》成為眾多網絡論壇討論區的熱門話題。《蝸居》為什么這樣火？

　　作家肖復興撰文稱，《蝸居》是指向現實的一根刺，揭示出“房子對于一代人情感價值系統無情有恨的摧毀”。電視劇里來自內陸小城的郭海萍、郭海藻姐妹，考上了沿海大都市“江州”的重點大學，畢業后夢想在此地買房扎根。海萍夫婦5年來租住在一間10來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女兒意外降生，房子問題變得迫切，但房價日日攀高，他們的薪水卻并不見漲。為湊首付，海萍提出向雙方父母借錢，丈夫難以啟齒，無奈之下借了高利貸，引發婚姻危機。房價的壓迫，導致夫妻間為一塊錢都大起爭執。

　　房子，幸福的代價

　　騰訊網發起了一項“幸福與房子關聯”的投票，吸引了36萬名網友，結果顯示，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其中69.9%的人認為幸福的家庭一定該有一套房。

　　世紀佳緣婚戀網站負責人龔海燕告訴記者，盡管在該網登記的女性征婚者，只有37%明確提出“有房”是她們尋找結婚對象的必要條件，但在實際的服務中，她發現介意對方有沒有房產的女性比例遠遠高過這個數值。“有些人擔心將房子作為條件列在自己的內心獨白里，會引起男性的反感，但其實她們對這一點非常看重。如果90%的年輕人都有信心能夠買得起房子，那么情況會大不一樣，正是因為現實是只有10%的人買得起房，房子才會被看做一個人能力、素養的重要考量標準，其實這中間并沒有必然關聯，很多人的房子也是父母掏錢買的。”

　　無奈做蟻族

　　以往在電視劇中出現的“重點大學畢業生”形象，往往是意氣風發、職場得意，比如《我的青春誰做主》里的趙青楚、高齊。而《蝸居》里海萍夫婦卻是經濟困窘、前途茫然，所學專業在現實中無法對口，為尋找立錐之地不得不削尖腦袋。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青年教師廉思及他的團隊，歷時兩年，對北京市唐家嶺、小月河、馬連洼等多個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進行了調研，提出了“蟻族”的概念，比喻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畢業后月收入平均為1956元，面對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聚居村，有時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時居住四個男人和一對情侶。某種程度上，《蝸居》里的海萍像是蟻族的代言。

　　廉思告訴記者，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大部分來自農村、縣城，是名副其實的“窮二代”，他們勤奮苦讀考上大學，背負著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學中的“富二代”、“官二代”畢業后輕易獲得好職位，買房買車，自己卻從村到村(農村到聚居村)，求職艱難，“他們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體不一樣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則說：“社會心理學認為，當一個人實際得到的遠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時候，就會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大學生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降低，使大學生這個群體普遍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與絕對剝奪感一樣，也會使人產生挫折與憤怒。在一定的環境暗示下，有些人會把這種挫折、憤怒轉變成侵犯，直接沖擊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廉思還表達了對當代青年價值觀的困惑：“蟻族們有夢想，他們為自己的夢想奮斗打拼，只是這些夢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內有房有車。有人批評說這一代青年太物質，可是這樣的價值觀卻是現實真真切切教給他們的。教育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

　　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青年》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發了一場有關社會倫理與人生觀的全國性討論。廉思驚訝地發現，在他與蟻族的接觸里，這些出生于1980年后、成長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青年人，很多也不約而同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摘自2009年11月30日《時代周報》喻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