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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性目標，是要建立消費拉動型經濟。從投資驅動到消費拉動，給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11月17日，北京市工商聯住宅房地產業商會執行會長王小光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房價上漲的趨勢不會變，這個觀點我同意，但現階段的上漲幅度是否與其他經濟部門、特別是與消費者的購買力相適應，這就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王小光從國際經驗比較出發提出，國際上大部分學者認為，房價與可支配收入比在1:8左右，這個比值對經濟的正向拉動力最大；如果超過1:10，就可能產生擠出效應，也就是說，消費者要把計劃花在別的商品的錢，比如業務深造學習等服務產品，用于購房。從2009年及以前的數據，以及發展趨勢來看，我國一些大城市，這個比值已經超過了1:25。

　　“日本曾經利用房價快速上漲的方法締造了一個所謂的‘黃金十年’，但此后，卻用了十多年的蕭條來補償。現在，陰影猶存。”王小光說，這種目標與手段的錯位現象如不能得到有效校正，市場就會在特定階段自發調整，“房價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關系一定要得到足夠重視。日本的教訓就在眼前。”

　　不協調、錯位、適應性……這些詞語，不斷地從王小光的口中蹦出來。在他看來，房地產業要繼續健康發展，必須糾正已經出現或者行將可能出現的錯位現象。房地產業內部結構的協調一致性，就是他關注的重點。

　　在王小光看來，我國的房地產業結構應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房地產與城市其他不動產之間的關系，比如地產與道路、綠化之間的關系；第二個層次，按房屋用途來分，是商用還是住宅；第三個層次，按消費者消費的不同模式，住房結構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一般從業態來講，高檔住宅指別墅等針對高端商務人士的住宅，中檔包括普通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低檔則包括廉租房在內的公房。這第三個層次還有另外一個劃分方法，就是消費者是購買還是租賃居住。

　　王小光說，把房地產結構分得如此細，是為了把問題分析得更清楚。他告訴記者，我們現在遇到的一些問題，就可以從這些結構中找到答案。

　　在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交通擁堵正在成為令人頭痛的難題。“路剛修完，就發現窄了，還要闊寬。”王小光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其實質是沒有找到造成擁堵的癥結所在。

　　在他看來，道路建設趕不上人流、車流增速，原因在于不動產結構出了問題。他以北京天通苑為例說，這個400萬平方米的超級大盤將容納40萬人居住，其規模相當于一個中等縣城的總人口。但這個“縣城”的人卻要全部在另外幾個縣城工作，每天都要進行一次全城遷徙，其對交通道路的壓力可想而知。

　　“把商業區和生活區割裂，這種做法在國際上并不多。”王小光說，恰恰相反，在美國、日本一些特大型城市，并沒有因為商業區和生活區的商業價值不同，就人為分開，而是將兩者融為一體。

　　在房地產業的結構中，王小光認為，高中低檔住宅比例不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重視，“現在房價泡沫明顯，就與這個現象有關。”他的依據是，高中檔的商品類住宅供應與廉租房等公房的供應比例失調，前兩者明顯高于后者；而從需求來講，消費者最需要的是后者。

　　“金九銀十之后，最近出現了一個商品房和二手房銷售高潮。這實質就是消費者對優惠政策前景預期不明朗，從而產生了‘搶末班車’效應。”王小光說，這對開發商來講，是個好事，很多樓盤一開盤就賣完了，對消費者來說，卻并不公平，但也沒有辦法。現在，還有人批評說，年輕人一上班就想買房子，又貸款又“啃老”，太不懂事了。“我認為，這與人的道德水平沒關系。如果這些年輕人預期十年之后還要再買高價商品房，還不如現在借錢買。”王小光說:“這在經濟上是劃算的。如果要改變預期，必須要改變目前這種供應結構。”

　　對于未來的發展，王小光告訴記者，他的信心“還是蠻足”的。“現在出現的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應該用發展的方法去解決。”王小光說，解決的辦法，并不是要政府去把所有的難題都扛在自己的肩上，這不實際，也不經濟，最好的辦法是采取政府主導、動員社會經濟力量參與。

　　“從我們商會的會員情況來看，積極性還是很高的。我們曾在東五環邊上的一塊地兒，做過一個廉租房的項目，算是試驗田吧！”王小光最后說:“只要能把政府、企業和居民的關系理順，解決高房價這個難題就有了保障。” （楊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