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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浙大博士后賀海波涉嫌論文造假一事，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專家李順德認為———

　　【新聞事件】

　　據2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近日，浙江大學一個由院士牽頭的課題組多篇論文涉嫌造假一事，引起輿論關注。浙大藥學院博士后賀海波被指作為第一作者，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一系列學術論文涉嫌數據抄襲、一稿多投等。而在這些論文的作者中，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藥學院院長李連達及其課題組的主要成員。事情披露后，浙江大學發表聲明，稱調查后認為，造假系賀海波個人行為，院士此前一無所知，與院士無關。

　　【連線嘉賓】

　　李順德　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副主任、博導

　　【連線記者】

　　本報記者　鄭赫南

　　記者:“克隆”自己以前發表的論文數據，算剽竊嗎?

　　李順德:對自己先前發表的文章再次引用，不應算作剽竊，不過作者應在新發表的文章中注明“已發表”的相關信息。具體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又有所不同。在社會科學領域，作者先前發表的觀點、理論、論述等，當然可以引用，但要注明出處。

　　在自然科學領域，由于數據在論證觀點時的作用巨大，所以“數據是否第一次發表”很重要。科學工作者對自己的真實試驗結果，可以引用，不過應該做到兩點:第一，成果是作者本人通過實驗取得;第二，在后發表的文章中應注明取得成果的時間、主要發表刊物等信息，以免引起誤解。

　　科學工作者應該有科學態度。如果依照學術慣例，后發表的文章應該有新的實驗過程、實驗數據，如果沒有，反而將以前已有的數據作為新的數據提供出來，且不作說明，對“已發表”的信息也沒有標注，那么，就屬于學術不端行為，應該受到譴責。

　　記者:此次事件中，賀海波博士被國際期刊編輯指責的還有“一稿多投”行為，對這種行為該如何評價?

　　李順德:有些報紙、雜志反復強調:來稿必須是“原創”、“未經發表”的，如果作者明知該媒體有這種要求，卻故意隱瞞已發表的事實再次投稿，就有“欺詐”的嫌疑。

　　不過，在知識產權理論界，多數人認為“一稿多投”不違法。因為在我國，文章發表的刊物可能有固定的傳播范圍和讀者群，如果其他媒體愿意再次發表，也不違法。當然，前提是:作者本人同意，主動投稿;作者主動向用稿方說明“已發表過或者在此基礎上改編過”等相關情況。

　　在不說明一稿多投的時候，也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不能說是違反了著作權法而構成侵權。

　　記者:對于不作說明的“自我克隆”、“一稿多投”等行為，只是譴責么?是否可以依據著作權法，以“剽竊他人作品”為由追究其侵權責任?

　　李順德:只能進行道德譴責，不能追究法律責任。理由是:這兩種行為并非侵害著作權的行為，也不違反我國著作權法，更不會構成“剽竊他人作品”。

　　知識產權領域內的“侵權”，往往涉及侵害第三者權益問題。“沒有注明‘已發表’的相關信息”，損害的可能是某個媒體的利益，并不直接損害第三人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所以，具體到本事件，不作說明的“一稿多投”應該是一個科學工作者學術品德的問題，不構成侵權。

　　至于是否“違約”，要看該國際期刊是否有規定:必須是第一次發表，引用以前的數據必須加以注明。如果賀海波博士明明知道而故意違反，就構成違約。

　　記者:根據新聞報道，李連達院士對賀海波如何剽竊、造假、投稿等，事先一無所知，“不知情”可否成為免責理由?

　　李順德:依據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的規定:“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這就要求該作者能提供證據證明自己事前 “一無所知”。同時，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三條明確規定:“兩人以上合作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沒有參加創作的人，不能成為合作作者。”

　　在著作權法上，作為作品的作者應該對作品作出“實質性(創造性、獨創性腦力勞動)貢獻”，這很重要，如沒有作出“實質性貢獻”，即沒有“參加創作”，即使是指導老師，也不該成為署名作者。如果是作者，就應該有自己的思想、創作成分體現在作品中。

　　當然，即使是導師知道且同意在該作品上署名，事后證明學生的論文中部分內容造假，也不能簡單說導師一定參與“造假”，應該根據文章創作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導師應承擔的具體責任，例如，是否屬于注意不夠，審查不嚴等。

　　記者:浙江大學校方在接到舉報后，成立了專門的調查小組，解聘了賀海波，同時發布李連達院士對造假“一無所知”等相關消息。對此，您如何評價?

　　李順德:浙大的態度鮮明，值得肯定。其實，學校應該維護科研神圣、尊重科學。這是最起碼的。在實踐中，也有一些學校極力掩蓋、袒護“學術造假”行為及學者，這是應該被輿論嚴厲譴責的。

　　記者:如何從根本上杜絕“造假”等學術腐敗行為?

　　李順德:制定“公開發表文章”數量這一評價標準的本意是好的，敦促學生在規定時間內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有形化。但是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多種原因，帶來了弊端。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綜合治理。制度上，國家應該為學生、學者創造更多更好的研究環境、發表成果途徑。政府應該改革教育體制，解決研究生、博士后的管理等問題，同時對學生在校期間的學術成果，應該設立多層次的評價體系。社會實踐、解決社會問題、幫助單位、社區解決問題等，均可以考慮成為評價標準。作者：鄭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