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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悅然：我們熱情很高，只是缺乏表達途徑

　　一段時間以來，“80后”和“90后”是社會寵愛又充滿疑慮的青少年群體。但“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80后”作家中，韓寒第一時間從北京飛赴成都，自發向災區運送救災物資并在博客上逐日更新災區親歷記；郭敬明幾次捐款并準備聯合《最小說》作者、讀者進行捐助；隨朋友進入北川的張悅然說：“在災區沒有名人，只有一個身份——志愿者”，她表示愿意出資捐建一所希望小學……

　　在“80后”作家身后，挺立著與他們同樣優秀的同齡人：舍身護佑學生的教師袁文婷，被困廢墟中60多個小時仍堅強樂觀的女孩樂劉會，戰斗在災區里的一個個不辭辛勞的年輕志愿者……

　　曾經有過印尼大地震死里逃生經歷的張悅然出于“一種有關災難的責任感”，震后第四天便帶上帳篷、藥品和朋友一同去了災區。路上遇到兩個1984年出生的男孩馬東和韓小平讓她特別難忘：“他們都非常堅強、冷靜，不會因為是尋親就很盲目或者不管別人，馬東的親人當時被困在安縣，暫時沒有危險，他就幫家在北川的韓小平一起去尋找家人。他們很懂事，在路上不斷地鼓勵我們，提醒我們‘這一段常會有石頭砸下來，不能停！’”張悅然說，盡管與親人失散了，但兩個男孩子都表現得很有尊嚴，“他們只是搭我們的車，不會向你哭訴，更不會讓你覺得他們可憐。”

　　張悅然覺得災難激發了人們一些本能的善良，“我見到許多年輕的志愿者，大家都做得很好，很多人可能都和我有一樣的想法：80年代出生的人不缺乏愛心和責任感，他們是很善良也很有責任心的。”張悅然說，“其實80后的孩子熱情度很高，只是缺乏途徑表達。”

　　何建明是中國作家抗震救災采訪團副團長，他遇到過一個由十幾個小伙子自發組成的志愿者小組，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搭同一列火車來到災區卻互不相識，于是把共同乘坐的火車車次號“725”定為小組番號：“其實他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挖尸體、埋尸體、焚燒尸體。在家里有哪個人做過這種事”，“我們這些經歷了這么多的成人，都不一定能做得到。”

　　“這些孩子年紀很輕，但他們面對災難的自覺性，他們對百姓的感情，對國家的熱情是真誠的。”何建明認為，“80后、90后的孩子說話比較簡單，所以會讓人誤解他們不關心國家、社會。”

　　而兒童文學作家楊紅櫻震后接到在海外留學的女兒的第一個電話便是：“媽媽，大地震你捐錢了嗎？”聽說媽媽已捐獻20萬元，女兒才放心：“我沒有您捐得多，但也已經是我的全部了。”

　　在她看來，年輕一代的救災方式更加理性、智慧和卓有成效，“我的一個朋友的孩子在芬蘭讀書，知道地震的消息后，她馬上就讓家里把汶川地震前和震后的對比照片發給她，然后她自己在學校舉辦了圖片展覽，向同學們介紹四川的災情，而且還自制了一些點心拿去義賣，來為災區籌款。要知道，在整所學校里只有這個孩子一個中國人，沒有單位去組織她，這些全是自發的！”

　　楊紅櫻覺得最可貴的是災難所激發出的年輕一代的善良：“他們覺得這些是必須做、也是應該去做的事情，而不僅僅是一件事來了大家都跟隨性地去做。”

　　“這里的志愿者多得不可思議。”本身也是“80后”的記者劉玉海遇到的印象最深的“80后”志愿者是20多歲的四川姑娘甄宏。甄宏在震前是成都幼兒園的老師，在地震中失去三位親人。5月13日，她跑了四個地方去獻血。5月14日，獻血不成的她報名成為志愿者，輾轉于四川的各個重災區：“她現在是個特別懂事的女孩子，經常在救助點講些小故事、笑話或者做一些搞笑的動作，來想辦法逗大家開心。”

　　而1989年出生的志愿者王浩亦此前正在新加坡留學，得知震災消息后立即請假，5月15日便飛入四川做起志愿者。王浩亦不畏艱辛：“還有女生呢，也是1989年出生的,人家都能干我有什么不行的。而且總覺得有一種東西支撐著自己，再累也能堅持。”

　　“80后的熱情有時是上一輩人所不能理解的，地震發生后便有大量的年輕志愿者自發涌入災區。”劉玉海認為大部分志愿者都是理性的，“這些年輕人到達災區后，會以一個地方為大本營，認可先到的人為權威，愿意接受前面人的指揮，而不是自己蠻干。但是同時他們也會對一些現象有自己的思考和討論，不再只是簡單的服從。”(李倩倩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