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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關于事業單位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提出，要“遵循政事分開的方向，逐步取消事業單位的行政級別”。但是20年過去了，“適時取消”仍然只是個方向。

　　2000年11月，山東濰坊市開始進行中小學校長職級制改革試點，到2004年9月市委、市政府發文全面推行中小學校長職級制改革，全市近千名校長摘掉“官帽”，成為名副其實的校長。

　　無獨有偶，2005年9月，成都市太升南路的升平街小學校長鄒軍，成為全國首個由社會公推直選產生的小學校長。作為教育部基教司、中央教科所“十五”重點課題“現代學校制度建設”實驗區，成都市青羊區在取消行政級別上領先了一步。

　　取消校長行政級別在中小學邁出了一步，但是在大學卻進展緩慢。

　　2000年6月，《中組部、人事部、教育部關于深化高等學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指出 “先在部分高等學校進行試點，在取得經驗、完善辦法后逐步推開”。

　　同年，教育部在武漢大學等五校啟動了高校職員制度試點工作。 “但在推動過程中，這些高校還是保留了行政級別，因此在推動效果上大打折扣。”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一位知情人表示。

　　背后利益難割舍

　　改革的背后就是利益重新調整。2月28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直言，“隨著改革的深入，共識度會越來越低，因為它既涉及到觀念、體制，還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們應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

　　朱永新提出自己的建議：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長就不設級別，原來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決學者從政的問題，如果取消行政級別，那么就應該允許教授既可以到政府當市長，也可以到省里當省長，沒有級別限制。這涉及到干部體制改革。”

　　朱永新進一步認為，去行政化的關鍵還在學校里面，“第一，學術與行政要分別管理，擁有行政權力的人不能插手學術，大學校長、院長不要跟教授搶課題、搶評獎、搶經費。你就好好做校長、院長，做好服務。這樣，人們才會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還是做學問。在國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們推薦，服務一個時期后，也可以再回來做學問。”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認為，大學是否取消行政級別，是構建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無法繞開的第一步。“但是，這涉及到龐大的既得利益調整，改革者頗有顧慮”。

　　放權只是手段

　　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程方平看來，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權力過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屬，教育的實施者和教育規律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此次公布的《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旗幟鮮明地提出“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

　　王烽表示，方向是對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樣，政府主管部門把權力下放給學校，依舊延續那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間，體制還是老體制，政校關系并沒有得到解決。

　　程方平則認為，放權和收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學校、職業教育、地方教育整體發展等方面，各級政府和學校的權限直接影響其積極性和運作效果，應該有所放權。

　　“但也有一些權力是不應該放的，比如，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校舍建設、人員收入、社會集資等權利就不應給學校，而應放在教育主管部門統籌協調，當《學校法》出臺之后，以往學校的某些權力可能要收回，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職的原則所要求的。”

　　朱永新介紹說，“現在政府和學校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因此，這次規劃綱要提出要設立高等教育撥款咨詢委員會，就是為了把行政部門和學校之間隔開，經過人大預算后，把經費放到高校撥款委員會，然后再撥給學校。杜絕以前的‘跑部錢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