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意味著主動承擔某種責任或使命。在責任和使命的驅使下,年齡、性別和身份的差異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17歲的女孩王思凡在地震前曾經有個殷實的家庭,但現在她和千百萬受災群眾一樣失去了曾經擁有的東西。盡管到現在她都沒有一個被承認的志愿者身份,但這些并不會影響到她每天為行動不便的受災老人喂水喂飯。同為志愿者,來自成都一家集團公司的銷售總監陳巖在地震后的80多個小時里只睡了5個小時,而他卻和國家救援隊一起救出了20多名80多個小時里只睡了5個小時,而他卻和國家救援隊一起救出了20多名幸存者。
每天奔波在救災一線的志愿者雖然無私,但災區百姓會永遠記住他們,這也許是對實現自我、張揚責任的志愿者們最大的回報。他們在災難中學會關愛,在煩瑣中培養耐性,在艱難中激發堅韌,在絕地中尋找希望。志愿者必將成為當代最具風格的人群之一。
汶川大地震中活躍著一個90后的群體,他們沒有被相關部門承認的志愿者身份,卻默默做著大量的志愿工作,其中很多還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逃學女孩每天照顧仨老人
昨天中午12點,在收留了大量災民的綿陽九洲體育館的露天走廊里,17歲的女孩王思凡正在給躺在鋪蓋上的一個老人喂飯。她現在每天都在照料3名在地震中失去親人的老人。到了吃飯的時間,她就拿起3個飯盆,逐一給他們打飯,其中一位老人患有嚴重的肘部關節炎,需要她親自去喂。
5月12日地震發生,王思凡逃生時只帶出了自己的一大包化妝品。她家房倒屋塌,只能露宿街頭。“我家本來在當地還算是有錢人,現在跟所有災民一樣,一無所有。”王思凡回憶說,“當天我是逃課沒去學校,后來才知道,我們的學校整個都塌了。跟我玩得好的幾個女孩都不在了,唯一讓我高興的就是爸媽都沒事。”
從被困、斷糧到救援隊將他們一家人救出去,再到被安置在綿陽的九洲體育館,北川災區的整個救援過程她全部親歷。剛被安置在九洲體育館的時候,王思凡說自己厭惡極了,所有人都睡著地鋪,有些墊在下面的被子已經臟得不成樣子。“大概兩天之后吧,我就不討厭了。一家有事,所有旁邊的人,只要是還能動都會去幫忙,我就在想,我應該也做點什么。”
第三天早晨,當王思凡出現在父母面前時,父母幾乎認不出自己的女兒了。原本燙得像方便面一樣的頭發利落地扎了起來,濃重的眼影也被擦去,鼻孔左邊的鼻環、嘴唇下面的唇釘都被王思凡悄悄剪斷。她說:“老人們一般都接受不了我以前的那種打扮。”
因為王思凡只有17歲,今年還未成年,雖然如愿以償地做起了志愿者工作,但是她卻得不到志愿者的身份,依然只能掛著跟其他災民一樣的“救助證”胸牌。“做不做是我的事,有沒有身份無所謂。”
本想救人反被困
輾轉數日終于遂愿
“我知道做過志愿者在大學考試的時候有加分,但我可不是為了這個。”來自四川省樂山市的孫達雖然是1990年出生,但是還有4個月才到18周歲,因為上學早,已經是大一的學生了。他是從重慶自己就讀的大學里逃課出來,跑到災區的。
孫達說,汶川地震發生后,看到電視里轉播的災區情況,孫達就決定要到災區來做志愿者,于是5月14日,他悄悄收拾了行李,買好了水和食物就從重慶去了成都,走前給寢室的同學們留了一張紙條。
到了成都以后,孫達一心想要去最艱苦的地區,結果跟上了一個成都來的志愿者三人組,輾轉來到了映秀。剛到映秀,歸路就斷了,結果他們4個人在映秀被困了4天。水和糧食都吃完了,結果自己反倒也成了需要救助的人,直到5月17日才被送回成都。
“這段經歷讓我覺得很尷尬,平時成年人都拿我當孩子,我還不服氣,其實我真的就是個孩子。”孫達說,“現在我總是在想,自己真是不成熟,但就算我是個孩子,我也可以做我能做到的事。”5月18日,只在成都休整了一天的孫達就又跑去了綿陽,在九洲體育館,他成功弄到一張“救助證”,開始了幫助災民的工作。
被埋的時候發誓
如果活著就要“做點什么”
來自北川縣的張文進,一個16歲的羌族男孩,也默默在九洲體育館做著志愿工作。大地震讓他失去了父親,失散了很多親人,守著母親和剛剛3歲的妹妹成為了數萬災民中的一員。原本安排他與母親、妹妹一起住在體育館內部,但是張文進拒絕了,因為體育館內對母嬰災民嚴格保護,不能隨便出入。
張文進說,自己是被人從廢墟里扒出來的,埋了整整6個小時。“這是上天給了我第二條命,我被埋著的時候就決定,如果能活著出去,一定得做點什么。”
跟隨“災民大軍”來到綿陽九洲體育館后,張文進立刻去找了綿陽團市委在體育館的站點報名志愿者,因未成年人“未遂”。“我后來找到一個醫療點,就在他們那里開始工作。”張文進說,“我幫忙做的工作主要是清查災民住的地方是不是突然有人病倒,以及平時給病人送藥。”
幫助別人,張文進有自己的一個“原則”:堅決不管那些年紀輕輕坐等救助的人。他說,在他們羌族人中,男孩到15歲就已經算是男人了。(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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