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畢竟不同于基本社會保障,它是國民基于人性與人道理念,超越經濟目的而產生的陽光事業。因此,它也必須完成扶助受災者,點燃生命希望的重大使命。特別是在捐助額度較大的情況下,愛心善款的使用一定會變得更加敏感。百億捐款能不能用于受災群眾、會不會被挪去修橋建路、重建學校這樣的公共服務究竟應該政府承擔還是國民負擔……這一系列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人們對于中國慈善事業的印象與態度。
5月18日,一臺最重量級的賑災義演《愛的奉獻》在央視直播,現場募集善款15.14億元,創下國內賑災義演募款的新紀錄。但這仍然只是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國內外涌向災區的龐大捐款的一小部分。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捐款總額已經接近百億。
大愛無聲,涓涓善流匯聚起來,當可助我同胞抵抗這驚天巨災。現在人們最期待的,是這龐大善款能夠及時,合理,完全實現其救命、救急、救難的功用。都說慈善是人世間最需要坦蕩與清白的陽光行動,那么現在“盯”著這縷陽光的,不僅有13億國人,還有捐助同樣斐然可觀的海外華人與國際社會。
中華文化從來就有古道熱腸行善救難的傳統,和衷共濟無私奉獻,更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普遍而自然的價值認同。但是,現代慈善事業在中國仍然尚待摸索與完善———我們不僅在這項事業的規模、作用、廣度與深度等方面有待拓展,尤顯迫切的是規范捐款使用、明晰管理職責等制度性問題。以此次賑災為例,不僅捐款額度大,來源多,管理工作艱巨;在使用去向上,更面臨受災空前嚴重,救助對象數以百萬計,救助內容復雜等一系列難題。非有嚴密、科學的管理及監督體系,不可能完成這份重托。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一直以來潛行于中國“經濟主旋律”之下的,一個悄然生長的公民社會理念迅速反應與發力。這力量不僅體現于志愿者的積極作為,各界捐助的主動普遍,更重要的是一種更獨立、更清醒和更有責任意識的公民自覺。許多人不僅自己捐錢捐物,投身募款的宣傳、組織,還特別關注捐款的流向問題,強烈要求信息透明、制度公開,表現出一種“較真”的態度。舉兩個例子:一是黃健翔、李承鵬等名人,在網上公開表示對捐款合理使用和使用“質量”的憂慮,打算自己選擇合作者援建學校;二是網易低調中止與某機構的網上募捐合作,理由是網易設計的監督環節未被接納……這一切,與過去我們習慣于按“級別”、“交”捐款、然后不聞不問,實在已有巨大差別。這種捐了就要問就要管的態度,一定會“倒逼”我國慈善事業不斷完善,從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不必諱言,我國目前的慈善事業仍以政府引導為主,有影響力的基金、機構也主要是“國字號”。但是,慈善事業畢竟不同于基本社會保障,它是國民基于人性與人道理念,超越經濟目的而產生的陽光事業。因此,它也必須完成扶助受災者,點燃生命希望的重大使命。這與政府公共財政抗災、救災是有本質區別的。特別是在捐助額度較大的情況下,愛心善款的使用一定會變得更加敏感。百億捐款能不能用于受災群眾、會不會被挪去修橋建路、重建學校這樣的公共服務究竟應該政府承擔還是國民負擔……這一系列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人們對于中國慈善事業的印象與態度。
就在汶川大地震發生的前半個月,4月28日,民政部剛剛對《救災捐贈管理暫行辦法》進行了全面修訂,同一天《救災捐贈管理辦法》正式實施。此次賑災,社會捐助規模如此之大,當可看做是對新“辦法”的一次考驗。特別是“辦法”做出較大調整的規范捐贈款物使用范圍、健全賬目登記、強化信息公開等方面,相信全社會都有相當的期待。
大災無情人有情。作為人類情感最高體現的慈善事業,不僅能夠檢驗出一個社會人心的尺度與水準,同樣也能夠檢驗出一個國家制度建設的水平和追求。大愛無聲,但是,大愛應當釋放出真實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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