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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高校間的轉學制度，需要從大學招生時就進行改革。當然，無論是進行招生改革，還是培養制度改革，都將對高校的公信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最近，遇到好幾位去年、前年和大前年從大學退學，今年卻重新參加高考的學生。他們在填報志愿時，有的想考回原來的“母校”，有的原來在名校，卻不想考回，而選擇一般的院校。

　　這是我國教育的一個奇特景象。一名大學生，因為不適應原來所在大學的學習生活———要么自己不適應學校的要求，要么學校不滿意學生的表現，而不愿意或者不能繼續在一所學校讀下去，主動與被動退學的他，不是轉到另一適合自己的學校讀書，而是重新回到高考隊伍，參加高考“再投一次胎”考大學。

　　出現這種情況，根源在于我國大學入學的計劃體制。所有學校在一個集中的時間中，采用統一考試成績作為重要標準，按核定的計劃數招收學生，由于每所學校有不同的錄取分數線、有規定的招生計劃數(細到具體的專業)，這使得學生被錄取之后，就失去了“自由身”，不僅很難從校內的一個專業轉到另一個專業，而且更難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所學校，即便是從高一層次(錄取分數高)學校轉到低一層次(錄取分數低)學校。去年被媒體爆炒的一位所謂“考霸”，就是反復退學反復高考，而不是轉到另一所學校，就是因為受這樣的教育制度制約。

　　大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沒有選擇專業、選擇學校的自由，不僅對學生不利，對大學教育也不利。一方面，不利于學生的興趣發展。不得不承認，有相當多數大學生在入學前根本不了解大學以及大學的專業，加上高考填報志愿無法充分選擇學校，更使不少學生一進大學就對大學及專業很不滿意，這種不滿情緒將直接影響大學學習。

　　另一方面，不利于學校辦學質量的提高。大學提高辦學質量，必須淘汰學生，但如果沒有轉學機制，大批學生的淘汰，意味著將把這些學生趕回高考考場，增加高考的競爭；另外，也意味著大學在校學生持續減少，因為被淘汰的學生名額無法靠轉學補入，這無形中制約了學校淘汰制的實施；對靠學生收費維持辦學的民辦學校來說，就更難淘汰學生了。

　　再就是不利于大學間的競爭。大學的競爭不僅表現在招生中(目前國內高校由于按批次集中錄取，招生競爭其實很有限)，更應該體現在培養過程中，大學生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所學校，其實是“用腳投票”促使學校間展開教育服務與教育質量的競爭。而不像現在，學校無論教育服務與教育質量如何，都很難直接感受到來自受教育者的壓力———學校給受教育者什么教育，受教育者只能被動接受。

　　目前，有一些高校在校內推出換專業政策，以便增加大學生選擇專業的自由度。但是，大學生要轉變自己的“學校身份”卻十分困難，要么回到高考，要么等待考研，考試成為改換身份的最可能途徑。這不但增加了考試的競爭激烈程度，也使大家在考試中耗費更多時間，而忽視了讀書的真正價值與意義所在；更重要的是，劣質的教育在如此缺乏競爭的環境中，得到保護，最終受損的還是受教育者。

　　建立高校間的轉學制度，由此顯得十分迫切，這需要從大學招生時，就進行改革。當然，無論是進行招生改革，還是培養制度改革，都將對高校的公信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沒有高校的公信力為基礎，這些改革將難以推進。而如果這些改革不推進，高校的公信力將可能持續下滑。

　　□熊丙奇(上海交大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