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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商業化時代，“一切向錢看”幾乎成了時代的最強音。大約在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沒錢，但又想鼓勵學者教授，于是就有香港富豪重獎“長江學者”的評選活動。后來許多沿海地區也模仿這種形式，紛紛以江河為名獎勵本地學界精英，從而造就了最先富起來的一批學者教授。

　　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教授的待遇也提高很快，不僅與下崗工人拉開很大差距，而且還出現迅速成名、一夜暴富的現象。比如最近在網上流傳一份“名家演講費一覽表”，說在過去一年中，于丹的演講費翻了7倍，兩小時高達6萬元，成為“目前身份最高的學者演講人”。這種日進斗金的情況，與歌星影星沒有兩樣，在幾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對于這種情況，早在1930年潘光旦在他的《教授待遇與今日流行之兼任講師制》一文中說，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論，是因為除了追星族之外，許多人對于明星“不過是短期的欣賞”。但是教授之于學生，卻不能是短期欣賞，而需要言傳身教。他認為這種“師生關系，是應該沒世不忘的。”

　　需要指出的是，當年的講師并不是一種稱職，而是指大學里那些專門為掙錢而代課的人。也就是說，如果僅僅從學問上看，當時的講師與教授應該不相上下。他們的區別僅僅在于是專職還是兼職。

　　潘光旦認為弄清楚教授與講師的區別特別重要。所謂教授，除了給學生上課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來影響學生。也就是說，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從于世俗社會的。正因為如此，潘光旦在文章中表示：“學校應當使學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觸。要有這種接觸，第一條件也便是要使教授獲得精神上的寧靜，因為不寧靜，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現。”他還說，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許多大學爭相邀請，這就使他們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沒有時間去做學問。至于學生，也只能在課堂上見上一面，下課后根本沒有接觸機會。因此他認為，這種“東也講一次，西也講一次，講一次算幾塊錢，講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賺錢機器，在教學效果上，與留聲機類似；在人格取向上，與走江湖的藝人沒什么兩樣。

　　寫到這里，我還想就《于丹論語心得》多說幾句。這本書的開頭，于丹就引用“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名言，表示她與宋朝宰相趙普一樣，頗有輔佐帝王之意。但這話又不能直說，因此她聰明地用現代話語進行了包裝。于是書中就出現這樣的話：“《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么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說白了，《論語》就是要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標。”

　　但是在通讀該書之后，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現代社會需要用科學的態度研究傳統文化，并把高高在上的圣賢還原為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于丹在“天地人之道”中卻像歷代帝王一樣，依然把孔子奉為“圣人”。

　　——現代社會主張個人奮斗，鼓勵人們不要屈從于命運；但是于丹在“心靈之道”中卻說：生死富貴是“天命所歸，個人無法決定，也無法左右”。最好的辦法，是要學會承認和順應人生的缺憾和苦難。

　　——現代社會倡導懷疑精神，但是于丹卻奉勸大家不要追問造成苦難的原因，否則就會成為心胸狹窄的“鄙夫”，既會增加自己的痛苦，又會失去眾多的朋友。

　　——現代社會追求公平、公正和公開，但是于丹在“處世之道”中卻告訴人們：對于社會不公，“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這才是一種積極樂觀的心態。緊接著，她在“君子之道”中又進一步強調，千萬不要怨天尤人，否則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當代中國正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關頭。面對政治體制改革和各種各樣社會問題，我們最需要學習引進自由、民主、科學等現代社會的價值理念。

　　學者明星化的出現并不是孤立現象，而是當今社會的一個縮影。透過現象看本質，我發現一個嚴峻的問題。那就是：教授變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學生。(作者智效民 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