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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1977年，從國家決定恢復高考的那一刻開始，570萬青年紛紛從田間地頭、工廠車間、軍營哨所奔赴考場，一個國家的光明前途在一夜之間被重新點亮。

　　恢復高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也是全面撥亂反正的突破口。從這一刻開始，中國教育步入了改革與發展的新征程。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而青年，從來都是教育的主角，也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中國恢復對外派遣留學生，高校大擴招，助學政策出臺，義務教育免費……每一項教育政策出臺，每一次教育改革實施，都與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命運息息相關，都是中國教育在這30年中留下的歷史腳印。

　　今天，我們從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課題組所著的《教育大國的崛起1978~2008》這本大書中選擇出部分歷史鏡頭，是希望曾經的或現在的青年，了解一項項改變青年命運的教育政策的背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經歷了怎樣的艱難歷程，教育觀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從而理解國家重大教育戰略決策制定的背景和過程，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國教育改革的未來。

　　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高考報名費由1元減為5角

　　1977年，黨中央決定恢復中斷已久的全國高考。

　　面對全國上下百廢待興的狀態，高考報名費如何收取？據當時參與招生文件起草工作的原教育部學生司有關人員回憶：我們覺得如果要考試，比方要印卷子，要評卷子，總要一部分錢，全靠國家拿也是很困難的。我們希望報名費能定在一塊錢。當時中央政治局討論說，不要增加群眾的負擔，收五毛錢就行了。

　　“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十四個字來之不易

　　1988年5月起，中共中央決定研究起草一份有關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這份文件就是《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在近五年的時間里，該綱要起草研討小組聽取了社會各界專家學者近千人的意見，最終于1993年正式發布了這部適應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綱領性教育文件。

　　據參與《綱要》研討起草的人士回憶：在提“把教育擺在重要發展的戰略位置”還是“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上，當時在研討小組內部就有不同看法，而當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時，也確實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曾經提出疑問說，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那其他領域怎么辦，要不要優先發展？所以，千萬不要小看“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這十四個字，這十四個字確實來之不易。

　　教育經費占GDP4%的由來

　　1983年年初，教育經費短缺問題在社會各界引起高度關注。為此，中央專門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研究項目中制定了一個“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合理比例研究”的重大課題。曾經參與過該課題的王善邁教授在談到該政策的出臺時回憶說，“當時我們專家組做過一個表態：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計委提出的觀點都不采納，主要采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

　　根據鄧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00到1000美元的目標，并依據一個公式計算，專家組最后得出結論：中國政府的教育支出應占GDP的3.87%。

　　后來經過上下多部門的反復研究協商，中央政治局決定，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達到4%，并將這一決定最終寫入了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雙軌”變“并軌”，中國高等教育全面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嬗變

　　20世紀80年代末期，一些國有企業或者國家機關開始以“委培”的名義，額外增加一些錄取名額留為己用，這種委培方式在以后漸漸演繹為社會行為，出現了“公費生”和“自費生”兩種方式并列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為了獲取更多經費，也樂意開這個口子，使高考招生逐漸演變成了“雙軌制”，一條腿走在“計劃”的路上，一條腿走在“市場”的路上。

　　1996年，國家實行高校“并軌”招生，把自費、公費統一起來，“雙軌”變“并軌”，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全面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嬗變。

　　國家使出“吃奶”的勁兒，高校第一年擴招51萬

　　1999年6月，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正在執行當中，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對中國高等教育進行大擴招。

　　據時任教育部發展規劃司負責人回憶：1999年6月13日，距離高考只有十多天時，教育部緊急召開的全國擴大招生計劃工作會議上，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張保慶作報告，按增加50萬人這個規模，重新部署了招生計劃，最后增加了51萬。這一年全國高校招得多畢業得少，整個在校生整體增加了70萬人，而之前，全國每年的招生增長數量最多不超過10萬人，可以說，國家是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對許多家庭和個人而言，這是一次命運轉變的重大契機。

　　從黑屋子、泥臺子到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窮國辦大教育，使得我國教育發展步履維艱、困難重重。難，就難在國家財力有限，教育經費短缺，投入不足。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中小學危房占校舍總面積的16%。以人口大省山東為例，當時危房占全省校舍的一半；許多學校甚至沒有校舍，上課夏天圍著樹蔭轉，冬天圍著太陽轉，被人稱為“影子學校”。

　　1985年5月，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根據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明確提出了在全國有計劃、有步驟地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任務。

　　《決定》起草過程中，中央派人到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當時中國農村校舍很破爛，到處是黑屋子、泥臺子。據當時參加調研的人士回憶：教育部派調查組到青海調查，調查人員走進一所學校的教室，小學生全體站立，熱烈地鼓掌歡迎，經久不息。調查組請學生坐下，都不坐，一看，原來都沒有板凳，孩子們全部站著上課。

　　這次調查后，教育部討論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需要的金額，初步算了算大概幾千億元，國家拿不出來。后來把這些問題匯報給中央，中央提出了有計劃分步驟地實施措施，就這樣把普及義務教育的目標寫入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211工程”出臺記

　　1983年6月，教育部在武漢東湖召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討論如何盡快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參加會議的4位已退居二線的老教育家李曙森、匡亞明、劉丹、屈伯川聯名擬定了一個提議，建議國家拿出50億元，重點資助50所高等學校，使它們到20世紀90年代在辦學條件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在我國當時的國力條件下，這一設想是建設性的，可以說它是“211工程”的原型。

　　之后，類似的建議被時斷時續地提出。1991年，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種非均衡發展戰略，“211工程”在《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中被正式提及，并由《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及國務院批轉國家教委的《關于加快改革和積極發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見》提到黨和國家決策的高度。

　　助學貸款政策逐步完善，貧窮大學生不再為錢發愁

　　1999年6月28日，國家助學貸款政策正式出臺，并先行在京、津、滬、渝4個直轄市以及武漢、沈陽、西安、南京共8個城市進行試點。2000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關于助學貸款管理的補充意見》，明確提出將國家助學貸款的區域范圍由8個試點城市擴大到全國。據此，不少貧困大學生終于可以圓自己的大學夢了。

　　10萬美元購買“洪水猛獸” 國內外引起轟動

　　1977年中國撥款外匯10萬美元，用于我國駐外使領館購買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教材，并建立了外國教材講義交流中心。根據權威部門提供的資料，197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凈值不到1億美元，與2007年的中國外匯儲備凈值14336.11億美元相比，那個時代的中國外匯儲備實在有限，在那樣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國家從非常緊缺的外匯儲備中拿出寶貴的10萬美元去購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外國教材，在國內外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擴大派遣留學生打破中國長達10年的封閉局面

　　1978年6月23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作出了關于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由此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留學工作的熱潮，打破了中國長達10年的封閉局面。

　　面對一些人對人才流失的擔憂時，鄧小平指出：“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占十分之一，還剩下九百個。”

　　當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批派赴美國的52名訪問學者抵達了美國。中國此舉引起當時外國輿論的廣泛關注，“使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驚”。他們認為，這“迄今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尚無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國的政治自信心”。

　　這段歷史同樣留在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之一、現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的許謹誠記憶中，他回憶說：鄧小平訪美期間，我和一些留美同學參加了卡特總統夫人在子午線飯店為小平夫人卓琳舉辦的招待會。招待會后，卓琳把留學生叫到一起，囑咐我們說，國家派你們來不容易，你們學成后要回國，你們要是不回去的話，小平同志要著急的。

　　本文摘自《教育大國的崛起197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