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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名學生被成功分流

　　“我的下一個講臺在哪里”

　　馬路兩側堆滿了碎石、殘磚，原來四周密密匝匝的平房正在被拆除。育慧實驗學校在一片拆遷廢墟中成為一座“孤島”。4月29日，張麗紅像往常一樣來到了學校，推開門，教室中已是空空蕩蕩。她走上講臺，對著空蕩的教室，在黑板上畫了間小房子。

　　4月13日，大望京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育慧實驗學校被關閉，500多名學生已被分流到其他學校上課。學校即將被拆除。14日，21名教師正式失業了。來自吉林的張麗紅就是其中的一個。

　　突變

　　“整個下午都在開

　　轉學證和退學費”

　　走進教室，迎接張麗紅的不再有學生們齊聲喊出的“老師好”，她斜靠在門旁，盯著落滿灰塵的桌椅。

　　張麗紅今年35歲，14年前從吉林老家來到北京，5年前開始在育慧實驗學校教書，成為一名學前班的班主任，是30多名孩子的大家長。

　　4月13日下午，幾百名家長排起長隊，隊尾都拐出了校門。他們握著轉學證等待學校蓋章，除此之外，還有學校承諾返還的300元學費。4名老師圍坐在辦公桌前，腳邊的紙袋中堆著十幾摞百元鈔票。

　　副校長劉來用力地把章蓋到了轉學證上，在得到了這個紅章后，張麗紅微笑著把300元學費遞給家長。“隊伍越來越短，錢也越來越少了，學校也馬上要不存在了。”與學校人聲鼎沸的嘈雜相伴的是村口農貿市場拆遷機器的轟鳴聲，偶爾也會吹來一陣塵土。

　　一個月前，一張拆遷通知貼到了學校門前，“由于大望京村是北京首批城鄉一體化的試點之一，學生分流到其他學校，學校也要在4月20日之前搬走。”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張麗紅一下子愣住了。“我們該怎么辦？”成為張麗紅和同事們課后談論的話題。張麗紅每月工資830元，去年她把腎移植給了患尿毒癥的丈夫，把丈夫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從此之后，張麗紅的工資就成為家里唯一的經濟來源。

　　接到拆遷通知后，張麗紅幾乎每天都要送一兩個孩子轉學，每次張麗紅都是摸摸學生的頭，然后笑著跟他們揮手告別。“學校停課前一周，班里就剩下六七個孩子了，他們也馬上就要轉走了。”4月12日，學校停課，地面上散落著幾張廢紙，桌椅也倒在地上。張麗紅拿起講桌上的水杯，轉身離開教室。最后一名學生離開學校，鐵門慢慢合上，學校結束了它的使命。送走最后一名學生后，張麗紅發現在教室的墻上歪歪扭扭地寫著“學校沒了”。

　　張麗紅將和她的20位同事一起為每一位學生開轉學證以及返還學費300元，腳下的紙袋空了，隊伍還有十幾人。任憑劉來承諾第二天繼續返還學費，沒拿到錢的家長依然不愿離開，“萬一明天你們跑了咋辦？”10元、20元……看上去有些褶皺的錢被鋪滿了桌面，面對質疑，21名老師翻出了兜里所有的錢，湊在一起返還剩下的學費。下午5點半張麗紅和同事們圍在旗桿周圍，迎來最后一次降旗。“一下午給500多名學生開了轉學證和返還學費，好累。我們買了一些瓜子和水果，聚在學校的宿舍，算是吃了一頓散伙飯，一直聊到了深夜，每個人都哭得稀里嘩啦。心理最不能承受的就是那天下午，學生要像小燕子一樣一個個飛去，送走他們，站好最后一班崗之后，我們這21位老師也就一起失業了。”

　　尷尬

　　“您能去我家當家教嗎”

　　張麗紅畢業于電大中文專業，在老家曾當過公辦小學的老師。

　　“ 學生基本上都是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大多數住在大望京村。父母都是外地來的農民，有的賣菜、有的收廢品、有的做裝修。家里都不富裕，他們的父母在北京都屬于低收入群體。”經常家訪的張麗紅對學生們的家庭情況了如指掌。笑容成為張麗紅的招牌，在學生眼中張老師是永遠會帶給他們快樂的人。鼓勵和夸獎也成為她教育中最好的手段。“這些孩子聰明、懂事，一句夸獎就可能改變他們的性格，好孩子是夸出來的。”

　　梳著一個馬尾辮的毛毛來自陜西。每天早上，媽媽都在毛毛的藍色粗布書包中塞進去一個饅頭和一點咸菜作為早點。可是毛毛卻從不在同學面前拿出早點，她總是在下課后躲在角落，掰開饅頭夾上咸菜很快地吃完，生怕同學看見。毛毛的成績一般，遇到不會的問題就會大哭起來，“她每天都要哭幾次，總覺著自己比別人都差。”張麗紅發現了毛毛有些自卑的心理，在學習中對她不斷鼓勵。一次生字測試，毛毛排在班級第五名，張麗紅在班會上單獨表揚了毛毛，在作業本上蓋上了一朵小紅花。“把她的一個優點放大，讓她知道她是有用的人。這些孩子在課上得到老師的一句夸獎，或者是作業后面的一朵小紅花，都足夠讓他們高興一整天。”放學后，毛毛拿著作業本迫不及待地向媽媽“炫耀 ”自己的成果。“從那以后她不再自卑，參與到班級活動，性格開朗很多，學習也進步非常明顯。”

　　去年年底，一位來自韓國的樸大娘拉著小孫子，操著生硬的漢語找到了張麗紅：“我的孫子能不能來您這里上學？”大娘通過朋友介紹，了解到張麗紅鼓勵式的教育方法，希望她能教小孫子的漢語和數學。張麗紅不知道農民工子弟學校能否收下這名韓國留學生。半年后，學校面臨拆遷，樸大娘又來到學校拉著張麗紅的手說，“您能去我家當家教嗎？老師在哪兒，孩子就去哪兒。”

　　2008年9月9日，是張麗紅永遠無法忘記的一天。她在近200人的“新公民園丁獎”獲獎者中脫穎而出，成為首屆“新公民園丁獎”特別獎5位獲得者之一。“平凡的生命，平凡的生活。因為愛生活、愛孩子、愛教育、愛親人、愛生命，也得到了社會愛的回報，創造了生命的奇跡，奏響了愛的交響曲。樂觀堅強，用愛創造和諧的師生關系，把希望播撒在孩子們的心田。”評委會這樣評價張麗紅。

　　追問

　　“沒地方安排我們，因為我們不被認可”

　　現在，輪到她尋找自己的希望了。失業后，張麗紅經常靠在床上拿著獲獎證書，電視里播的是獲獎時的視頻，每天她都會發短信給同事，“看看她們找沒找到工作，這樣也會得到一些哪里招人的消息。有豐臺的一所學校讓我去試講，但是路上要兩三個小時，這樣就沒法照顧丈夫和孩子了。”

　　育慧實驗學校校長羅培惠介紹，學校21名教師中多數來自東北、內蒙古、河南，教師隊伍中有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從公辦學校退下來的老教師，每個人都有教師資格證書。到目前為止，只有7名20多歲的老師在其他學校再次找到了工作，大部分還都在家里待業。

　　8 年前，羅培惠開始創辦農民工子女學校，她跑了幾次教委后發現，辦一所農民工學校并沒有想象中的難。“不需要太多的審批手續，只要辦一個營業執照，然后找到教學場所和老師，就可以辦學。”2000平方米的育慧實驗學校有15個教學班，是當時羅培惠花60多萬買下來的。“2006年，北京市審批了一些農民工子女學校，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學校拿到了辦學資格，算是政府認可的，其他的學校都被定義為沒有辦學資格的違法學校，育慧實驗學校就是其中之一。”

　　據統計，北京的農民工子女數量達到40多萬，其中近20萬就讀于300多所民辦農民工子女學校。在這300多所學校中，有8000多名教師，平均工資不到 1000元。在農民工子女學校中，目前有200余所仍未獲得合法辦學資格，絕大多數學校條件十分簡陋，生存狀況令人擔憂。

　　與500多名學生得到分流不同，張麗紅和她的20名同事則一下子沒著落了。“我好幾次都跑到鄉政府和教委去詢問，但是他們都沒有正面回答，就說沒有地方安排我們，因為我們學校和老師都是不被認可的，屬于沒有辦學條件的學校，是違法的。”

　　學校停課前，羅培惠每周都要去朝陽區教委參加校長例行會議。羅培惠介紹，2006年開始，教委不僅僅介入到得到審批的農民工子女學校管理，同時也介入到那些未得到審批學校的日常工作管理，包括教學質量、衛生標準、考核標準等都與公辦學校是一樣的。“朝陽區教委送到公立學校的紅頭文件，每份都會給我們送。”

　　說法

　　“明知學校非法仍去任教的教師

　　不在安置之列”

　　朝陽區民辦教育資訊網中關于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審批中規定，要求審批學校必須獲得食堂衛生許可證、房屋安全鑒定證明和區教委教育專家委員會的評估報告，同時酌情放寬了200米環形跑道的操場面積等其他辦學條件，將開辦資金從150萬元降低到30萬元。對學校校舍等教育教學設施基本達標，而校長、教師資格未完全達標的，可準予其籌備辦學，并規定其達標期限，對在期限內達標的予以審批。

　　從開始辦學至今，“非法辦學”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羅培惠，她一直在為學校得到一個“合法”辦學資格找區教委。羅培惠說，從2006年開始，就基本上沒再批新的學校。2006年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辦公廳下發通知，要求對未經批準流動人員自辦學校“分流一批，規范一批，取締一批”。 “這些政策對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管理思路很明確，關鍵是如何落實這些政策。”

　　七八臺二手電腦組成了一間電教室，15英寸的球形顯示器，“開機就需要5分鐘。”羅培惠介紹，教委要求打工子弟學校比照公辦學校辦學標準予以整改，學校必須有操場、體育館、圖書館、實驗室、電教室等硬件條件，“這里面的很多條件，對我們打工子弟學校來說根本不可能達到。場所和資金都有限，我們的操場只能站 200多人。”

　　朝陽區教委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對于未得到辦學資格農民工子女學校，在學校被淘汰時，教委有責任將學生分流到其他學校，繼續受教育。而學校的老師在得知學校沒有辦學資格時仍選擇在學校工作，當學校因經營等問題關閉時，教師則不在安置的范圍中。

　　張麗紅希望這些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也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和其他同事失業后也考慮過找其他工作，但她們卻想回到摯愛的講臺，這些“新公民園丁”依然迷茫，“我的下一個講臺在哪里？” -本報記者 趙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