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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統的“小金庫”，一類是“生存型”小金庫，另一類是“腐敗型”小金庫。前者緣于教育投入不足，后者緣于校內管理缺乏民主、缺乏監督。

　　2009年12月21日，廣東省紀委通報，廣東全省當年共發現“小金庫”300個，涉及金額近1.3億元，已追究有關人員黨紀政紀處分15人，行政處罰18人，移交司法機關處理11人。省紀委常委、省委巡視辦主任姜斌介紹說，在這次專項治理中，教育系統發現“小金庫”的占相當大的比率。媒體也發現，教育系統成了“小金庫”的重災區(《羊城晚報》1月4日)。

　　學校內有“小金庫”，早已不是新聞，但教育成為“小金庫”的重災區，卻仍舊令人吃驚。分析教育系統的“小金庫”，大致有兩類。一類是“生存型”小金庫，即辦學資金有限，教師待遇低，設“小金庫”是為了提高教師待遇，同時解決學校辦學資金的不時之需。這類“小金庫”，覆蓋大中小學。另一類是“腐敗型”小金庫，與“生存型”小金庫不同的是，設立“小金庫”的學校或教育機構，往往辦學資金已經很充裕，而且，這類“小金庫”，并不為所有師生服務，而是成為少數領導的“提款機”。當然，“生存型”小金庫與“腐敗型”小金庫難以明確劃線，當領導們的欲望增加，“自控力”降低，一不小心，就從生存轉為腐敗了。

　　治理教育“小金庫”，當針對上述兩類“小金庫”的不同病根。于“生存型”小金庫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長期以來，上級管理部門以“給政策”代替“給資金”，具體說來，就是政府部門不按規定撥付教育經費，而是公開或默許學校自己創收，以前，這被稱為“教育產業化”，在這一觀念被否定之后，被視為“以教養教”，學校的“小金庫”做法，充滿很多無奈，學校領導也知道自己行走在懸崖之邊。每當這類“小金庫”事發，當事的校領導總被視為好領導，因為他是擔風險為大家謀福利，而不是中飽私囊。

　　于“腐敗型”小金庫而言，其主要原因，則在于校內管理缺乏民主、缺乏監督。在義務教育取消學費、擇校費、借讀費之后，一些學校依舊巧立名目亂收費，變相收取捐資助學費，表面上看是因為教育資源嚴重不均衡，社會存在旺盛的擇校需求，而觀察學校的運行機制則發現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學校之內沒有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來參與學校辦學的決策、教育教學質量的評價，學校的管理，尤其是財務管理極不透明，校長幾乎可以一人說了算。受教育者的權益，在整個辦學中處于弱勢地位，這才導致學生被隨意亂收費，而義務教育始終難以均衡，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此，要讓教育走出“小金庫”的重災區，需要加大教育投入，與改革教育管理體制雙管齊下，而這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則是回歸自己的職責本位。依據《教育法》、《義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政府作為義務教育與公辦高等學校的舉辦者，必須依法保障教育投入。“生存型”小金庫的存在，是政府沒有切實履行保障責任的直接后果。

　　在政府部門履行教育投入責任之后，對于辦學，其主要職責是監督各學校依法辦校，具體而言，是讓中小學實行校本管理，大學實行自主辦學，對應于中小學的校本辦學，需在校內設立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平衡行政權、教育權與評價權；對應于大學的自主辦學，需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推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如此，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包括“小金庫”在內的教育腐敗才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熊丙奇，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