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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底該怎樣塑造英雄

　　導演寧浩的新作《無人區》沒通過審查，暫時不能上映，這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通不過審查的原因，著實令人吃驚——據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趙葆華在博客里透露，該片“不惜違背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最主要的失誤是丟失了藝術家的一份社會責任”，“因娛樂而損公”。

　　支撐這些“罪名”的，不外乎“活動在《無人區》里的人物，絕大多數是負面人物。徐崢飾演的律師黃海，被當作英雄來塑造，其實也根本不是英雄。作為國家公民安全的維護者——警察，在《無人區》里愚蠢而又無能”。

　　在審查委員看來，這種藝術塑造手法顯然違背了生活真實。至于生活真實又是何種情形，估計委員們也很難說清。但以趙委員的話語邏輯推斷之，應該包含著兩層意思：首先生活中肯定有英雄，其次是英雄有英雄特定的樣子。

　　所以，即便是在虛構的影片里，也不能沒有英雄，而且英雄應該被塑造得有英雄的模樣。這是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否則，就是基于生活不真實的藝術不真實，往嚴肅了說，就是“因娛樂而損公”。

　　生活中是否肯定有英雄，我也說不清。而這種在藝術創作中對“英雄”的如饑似渴，我謹抱以理解，但并不贊同。畢竟，這些年來，我們和趙委員一樣，一直被前仆后繼的英雄所包圍和感化，那些或生或死并以影像或文字的方式活躍著的英雄，在我們心中留下了一道道或深或淺的烙印。

　　如今面對這些烙印，公眾正常和真實的感受是，在現實生活中英雄其實不多，也并非隨時隨地都能與之相遇。在非虛構的報道和虛構的創作中，那些被濃墨重彩塑造起來的英雄形象，雖然偶爾也會喚起我們的記憶或期待，但在觀看影片時，我們不會去追問，英雄為何缺席——我們身邊真實的常態不就是這樣的嗎？

　　但趙委員和他的同事們，或許已把那些經年累月留下的烙印，內化為自己的觀影趣味和審美標準，在進入虛構的藝術世界時，依舊保持著仰望的姿態，懷抱著英雄主義情結，到處尋覓“英雄”的影蹤。哪怕影片因此變得沉悶，觀眾看了不開心。畢竟，“娛樂”事小，“損公”事大。

　　于是，英雄，就這樣在現實和藝術中被雙重需要，也就這樣因為需要，而被天經地義地塑造。

　　于是，在某些手握影片生殺大權的委員心目中，無時無刻無休無止地塑造英雄便成為影片創作者們的社會責任。所以，據說某些涉及“負面”題材的影片為了能夠上映，不得不尊重藝術真實的原則，加大英雄的戲份，哪怕只是鳴幾下警笛或閃幾下警燈，或是出現一下象征英雄角色的身影，以免令委員們覺得“不真實”。

　　奈何這些不聽話的年輕導演，也太過“自戀”，活生生整出個“警力延伸不到”的“無人區”出來，硬生生讓“英雄”缺席，讓“瘋狂犯罪有了藝術合理性”。委員們擔心這樣的創作者會誤盡蒼生，所以只能讓《無人區》處于再次修改中。

　　雖然趙委員已經刪除了自己的博客文章，但我還是想為這些“自戀”的導演鳴不平。不可否認，英雄能夠給人以力量，包括前進的信心與激情。但如果一廂情愿地以對英雄的想象和渴望，作為評價藝術的標準，似乎沒了英雄，這生活便不真實，藝術則更不真實，這實際上是對生活真實本身的不自信。如果轉身再到藝術里為這種不自信找平衡，則是對藝術和生活的雙重不尊重。

　　當然，我們還得對趙委員表達必要的感謝，如果沒有他的坦率直言，我們永遠也不會明白一部電影為何會一再無法上映。當然，我們至今也不曾知曉，有多少影片被定性為“因娛樂而損公”，在審片室里就草草了結了其短暫的命途。

　　這個不明不白的過程中，掌握著評判標準的委員們，可以蠻橫地享受權力帶來的快感，但被侮辱和扼殺的是導演的個性，被損害和忽略的則是觀眾的自主選擇權利和能力。歸根結蒂說吧，自信的委員們不相信群眾雪亮的眼睛。

　　不管一部影片是死是生，有句話總得喊出來：我們需要英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時時刻刻必須塑造英雄。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