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追遠語紛紛
清明時節,是中國人掃墓祭祖的傳統日子,中國文化講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以紀念故去的親人前輩,現又擴至紀念一切有功于祖國和民族的先烈和英模人物。既然遠逝的歷史,還有回憶的價值,那么我就借清明之機,談談父親———胡耀邦同志給我印象深刻的二、三事。古人說“清明時節雨紛紛”,現作一文,也可說是“追思追遠語紛紛”。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
父親總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兩年半時間,作為一段最美好的時光回憶。那是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建設新中國的起步階段,整個中國一片紅火,人民群眾揚眉吐氣。作為紅四方面軍的老革命根據地和朱德總司令的故鄉,川北人民更是歡呼雀躍投入生產建設事業之中。怎么治國?這個道理十分簡單,人民為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要換來一個越來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嗎?父親也堅信富民為始這個道理,如果背離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們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很明確的:“藏富于民,讓人民富起來。”一直以來,他既不認可蘇聯和東歐那種加重群眾負擔的高積累模式,也不贊成高度競爭追求高額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希望中國走出一條以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來推動農、輕、重生產為序的社會主義新模式。記得1982年5月19日,父親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對消費問題的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并產生積極影響。
父親主張在新形勢下,既要刺激消費,又要引導消費,這是改革開放面臨的一個新課題,他不主張城鄉居民的收入過分集中在儲蓄方面,不同意過分地強調積累。他請大家研究一個問題,“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勞動者創造的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積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費基金!瓊人儲蓄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應當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這種作用?”他說了自己的意見:要研究一下,這兩方面的比例關系怎樣處理比較適當。如果處理不當,也不利于我們發展生產。
我們當然要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但是過分地采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這于促進生產的發展是否合適?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
父親提倡消費,同時也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他反對不合乎生產力水平和豪華奢侈的高消費,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對生產領域中的浪費。對浪費資源、盲目投資、不計成本、沒有效益、不惜民力、長官意志的經濟增長模式,他有著一種天然的惡感,并把它歸之于體制問題。碰到一些反反復復、勞民傷財的胡子工程,他總愛說一句話:“張書記挖,李書記埋,王書記上臺又重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拉動內需的今天,對消費和浪費認真做一區分界定尤其重要。
父親也接受了中國古代文化“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他希望真正的共產黨員能為人民的事業立德、立功、立言。他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使人民盡快富裕起來。只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決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么國家?”
1983年12月22日,父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提到管子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后來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句話改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對此,他做了認真比較,他認為這種古典的經濟思想是對的,需要我們很好地借鑒發揮。
他說,蘇聯為什么幾十年富不起來?就是蘇聯領導腦子里沒有老百姓,光搞鋼鐵,擴充軍備,爭霸世界。他認為,要想辦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勞動的雙手富裕起來,國家就強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風浪,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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