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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場小說已成為當前最熱門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之一，表面看來似乎包含著值得肯定的世俗視角、問題意識和批判立場。但實際上，大量官場小說文本的審美境界，越來越明顯地呈現(xiàn)出時下大眾文學讀物類型化寫作的負面特征。

　　首先是審美視野感性化。大量官場小說的審美視野處于世俗性日常經(jīng)驗傳達的層面，故事內容的拓展路徑不過是由“秘書”而“司機”而“親信”而“官太太”，由“駐京辦主任”而“接待處處長”而“黨校同學”，由“省府大院”而“官場后院”而“干部家庭”，或者由“官運”、“仕途”而“裸體做官”而“升遷”、“出局”之類，圍繞官場的職務生態(tài)和腐敗熱點作表象的“面面觀”而已。表面上看，似乎所涉及的社會內容豐富多彩、琳瑯滿目，實際上只是一種社會新聞信息的捕捉與想象，極少真正深層次的審美視野的拓展與轉移。正因為如此，審美類型化、模式化所包含的題材“撞車”、情節(jié)類似、細節(jié)同化等等負面特征，就成為無所不在的現(xiàn)象。

　　其次是審美內蘊低俗化。當前官場小說的敘事焦點，主要集中官場的權勢狀態(tài)、庸瑣習性和腐敗內幕，“官場、情場、商場”的糾葛成為大量作品的基本內容。不少作品還熱衷于以獵奇心理鋪排官場的恩怨是非，具有鮮明的黑幕揭秘特征。從思想內涵看，這些創(chuàng)作的心理興奮點，其實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官運亨通”、“升官發(fā)財”、“三妻四妾”、“當官做老爺”之類陳腐的思想意識。不少作品還表現(xiàn)出明顯的玩味腐敗、宣揚權謀的心理興趣，在描述種種官場的厚黑手段時，對其中包含的“邪惡的智慧”及其運用的成效津津樂道，垂涎三尺式的艷羨心理流露無遺。

　　再次是審美功效實用化。從精神文化高度看，當前的官場小說實際上是從認同世俗欲望合理性的思想方向出發(fā)，淪入了全盤認同人性需求、個體私欲的人生價值境界和社會文化立場，以至遮蔽了作為現(xiàn)實主義文學本應具備的社會正義與個體人格訴求的理性立場。不少作品的價值旨歸，還極度努力地貼近“官場寶典”之類的實用主義境界，甚至作者本人也以自己的作品能成為所謂的官場“寶典”而“秘籍”而自鳴得意。結果，所謂的世俗視角，反而蛻變成了對社會負面價值行揭露與批判之名、成“諷一勸百”之實的精神擋箭牌。

　　正因為如此，本來可以具有強烈批判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官場小說，也呈現(xiàn)出與其他類型化寫作相似的、市場火熱而文壇輕視的狀況。學術界甚至形成了一種流行性的看法，就是官場小說大多僅具新聞性價值和社會信息功能，審美含量和藝術貢獻則極度匱乏；甚至籠統(tǒng)地認定，官場本身就是一種缺乏深厚審美意味和人文底蘊的生存形態(tài)，難以與鄉(xiāng)土、平民生活所具有的詩意相提并論，因而不具有深厚的審美潛能。不能不說，這是由世俗墮入低俗的官場小說創(chuàng)作的悲哀。

　　實際上，雖然新世紀以來盛行的各種“類型化寫作”，都具有以信息傳播和審美快感為主的商業(yè)化寫作、大眾娛樂文化的特征，其內部卻存在兩種差異極大的創(chuàng)作道路。純粹的類型文學，比如仙俠、玄幻、盜墓、穿越小說等等，屬于以大眾娛樂型審美為全部目的的快餐文化；而包括官場小說在內的類型化寫作，雖然在題材、主題、故事情節(jié)和敘事方式等方面具有類型文學的特征，但文本的思想內蘊和審美底蘊，則存在著與嚴肅文學、精英文化相一致的創(chuàng)作追求。在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語境中，緣于對讀者多樣化審美需求的順應，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類型化寫作的現(xiàn)象，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包括官場小說在內的類型化寫作畢竟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所以又不應當僅僅滿足于一般大眾讀物的社會信息傳達功能，不應當停留于純粹類型文學以閱讀快感為核心的、娛樂型審美的層次。換句話說，在商業(yè)性與文學性、敘事類型化與審美獨創(chuàng)性的矛盾中，類型化寫作的價值重心，應當落到文學性、審美獨創(chuàng)性這一方面。怎樣才能既充分發(fā)揮類型化寫作的審美優(yōu)勢，以保持良好的市場效應；又不斷地提升文本的審美境界、增強文本的價值含量，以保證自我創(chuàng)作的文學前途，是每一個處于類型化寫作追求的作家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官場小說同樣如此。

　　“官場”、“官員”等詞匯本身是一個既含社會生態(tài)層面以人為核心意味、又具文化層面古今打通思路的中性術語，“官場小說”概念的原初意義，也應該是一種兼容社會生態(tài)與文化特征的思想視閾。從這種理解來看，凡官場小說必世俗視角的看法，不過是時尚文化的意義附加。就當前文壇的創(chuàng)作實際看，官場小說其實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筆者認為，在狹義的、流行說法的官場小說之外，當今文壇以中國官場與官員為審美觀照對象的作品，還存在以下幾種類型。

　　一、“主旋律”視角：這類作品的作者基本站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立場，從社會歷史外部變動和總體趨勢的角度，來展示體質價值邏輯主導的官場正面規(guī)范與外在“社會”性表現(xiàn)形態(tài)，作品主要內容實際上是“改革政務”與“反腐案件”兩方面社會性內涵的結合，審美境界近似于當代文學史上的“農村題材”、“工業(yè)題材”作品。周梅森的《人間正道》、《中國制造》、《我本英雄》，張平的《抉擇》《國家干部》，陸天明的《省委書記》《命運》，都是如此。

　　二、文化反思視角：這類作品主要承接五四啟蒙文化和當代“文革”批判的思想傳統(tǒng)，致力于對當代政治歷史，主要是政治一體化時代的專制、人治特征，進行一種文化層面的批判與反思。其中尤以柳建偉的《北方城郭》、李佩甫的《羊的門》，顯得提綱挈領、開闊透徹。

　　三、個體生命價值視角：這類作品最具特色之處，在于其中貫穿著一種知識分子的生命意義關懷意識。作者從個體生命價值能否充分實現(xiàn)的角度，來審視官場主人公的世俗命運，并將對官場人生生存困境、精神難題和心理苦悶的描述，與對這種處境從生命終極意義角度的思辨，藝術地結合在一起。閻真的《滄浪之水》、邵麗的《我的生活質量》、范小青的《女同志》等作品，均因認知與慨嘆的深刻獨到而獲得廣泛共鳴。

　　四、歷史官場題材作品：這類作品往往以歷史杰出人物建功立業(yè)的人生軌跡與人格狀態(tài)為軸心，全方位地呈現(xiàn)傳統(tǒng)人治文化環(huán)境的官場生態(tài)，并將種種復雜的官場規(guī)則提升到“文化智慧”的層面進行挖掘。作品認同傳統(tǒng)主流文化和功名文化人格的價值立場，近似于“主旋律”官場題材作品；揭示封建官場潛規(guī)則的敘事細部，又與世俗視角的官場小說存在相似之處。但對于主人公個體人格形成基礎的挖掘，包括從“陽儒陰法”、“帝王之術”、“仕宦之術”的高度對官場權謀所作的闡釋，又使文本顯示出思想文化考察的意味。《曾國藩》《雍正皇帝》《張居正》等作品，堪稱其中的突出代表。

　　從這樣的文學視野來看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當前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界對于官場進行描述的審美路徑，其實比狹義官場小說所表達的要廣闊、豐富得多，其中既有從正反兩方面?zhèn)戎厣鐣�性內涵的，又有側重官場文化意蘊挖掘和生命價值探尋的；而不少真正優(yōu)秀的作品，往往呈現(xiàn)出兼顧各方面審美優(yōu)勢并將其有機融合起來的特征。即以對于官場現(xiàn)狀的價值評判及其藝術處理方式而論，就至少有以下的類型，一是義正辭嚴、鞭辟入里的社會政治審判型，具有主旋律色彩的反腐題材作品大多如此；百轉千回、一唱三嘆的哲理抒情型，《滄浪之水》可作為典型代表；三是所謂“零度寫作”，不少描述鄉(xiāng)土官場的作品，就具有這種以鄉(xiāng)土氣息方式呈現(xiàn)的“零度情感”、冷峻諷刺的審美特征；四是以同情性理解作基礎的、蘊蓄著內在憤懣與無奈的反諷式白描型，王躍文的長篇小說新作《蒼黃》，就鮮明地表現(xiàn)出這樣的藝術特征。

　　更進一步看，文學就其本質來說，既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又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還是一種生命現(xiàn)象，意義不僅僅存在于哪一側面；成功的文學作品，也必然是對于審美客體的意蘊進行多側面、多層次深入開掘的產(chǎn)物，必然是既具有生活信息與社會內涵的豐富性，又具備文化底蘊開掘和生命意識、人文關懷積淀的深邃、獨到性。文學作品價值含量提升的真正關鍵之處，肯定不在于社會信息的新穎獨到，而在于對審美客體所包含的歷史文化底蘊的深入開掘和人文內涵、生命意義的深刻認知。

　　因此，“類型化寫作”、“世俗視角”的官場小說創(chuàng)作者，不能自我陶醉于可讀性、吸引力、銷售量等等大眾接受、時尚讀物層面的社會功效，卻忽略了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和文學前途的追求；而應當在保留類型化敘事大眾接受優(yōu)勢的基礎上，充分借鑒其他各種審美路徑的官場題材作品，突破和超越類型化敘事流行的審美境界，特別是克服其中因世俗視角負面特征所導致的種種局限，努力達成作品精神文化含量的增強和審美境界的提升。只有這樣的官場小說，才有可能同時獲得社會影響拓展和文化意義提高兩方面的巨大成功。

　　劉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