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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思：他們只是尚未成功

　　居住在聚居村里的、數以萬計的“蟻族”，今后或將變成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和“知青”、“下崗職工”、“農民工”這些單詞一樣，“蟻族”這個簇新的單詞，也將成為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關鍵詞之一。

　　月收入1956元

　　記者：什么樣的人算是“蟻族”？

　　廉思：簡單說，就是受過高等教育、低收入、群居。根據我們對546份有效問卷的統計，“蟻族”的年齡集中在22至29歲之間，畢業5年內的“80后”大學生占95%。畢業5年后，要么混得好，搬到更好的地方；要么混不下去，回老家了。“蟻族”的平均月工資為1956元，月房租為377元，飯費為529元，月均花費總計1676元。北京市職工平均月工資是3700多元，是“蟻族”的兩倍左右，所以他們是名副其實的低收入群體。此外，他們還呈現出一種聚居的生活狀態。我們初步統計，北京的這類聚居村有10個左右。

　　記者：“蟻族”聚居村的就業率有多高？

　　廉思：不高。在“蟻族”中調查，五分之一沒有工作，失業比例近20%。

　　記者：找到工作的80%，一般都做什么？

　　廉思：電子器材營銷、廣告營銷、餐飲服務、教育培訓等，都是門檻較低的工作。其中，57.8%的“蟻族”成員任職于私營或民營企業；32.3%的“蟻族”，沒有與工作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37%的“蟻族”，沒有“三險”等基本保障。

　　50%來自農村

　　記者：他們大都來自哪里？

　　廉思：大部分系民辦高校、外地高校畢業后在京找工作的大學生，絕大多數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其中，河北、河南、山東等地最多。從家庭出身來說，“蟻族”的家庭大部分來自于農村和縣級市，來自于農村的50%多，縣級市的20%多，來自省會和直轄市的，僅占7%。從整體情況來看，“蟻族”中，父親職業階層為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分別只有3.5%和8.5%，其中管理人員的比例低于全國的該階層比例；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只占8.2%。可見，這個群體以中下等階層的家庭為主。

　　記者：他們的現狀，似乎是父輩的再現？

　　廉思：是的。從群體內部情況分析，父輩的家庭背景還影響了子女教育獲得。這個分化路徑，沿著本/專科、熱/冷門專業、國民/非國民教育系列三個維度同步進行。另外，管理階層、專業技術人員等優勢階層的子女在更高學歷中(如本科和研究生)的出現率更高；而個體、失業以及工人等較低階層的子女在較低學歷(如專科)中的出現率更高；此外，商業服務業、農民等較低階層的子女在各個學歷中的出現率都很低。

　　記者：“蟻族”在每個大城市都存在？

　　廉思：我們保守估計，“蟻族”在北京有十幾萬人。此外，上海、武漢、廣州、西安這類一線大城市基本都有。甚至，一些地級市也有這類群體存在。河南的《焦作日報》說，焦作也有“蟻族”，被稱為“焦蟻”。

　　他們已無法回頭

　　記者：他們為什么不能回家就業？

　　廉思：我們也問過很多“蟻族”，為什么不回老家？他們回答，“我的專業是國際金融、國際貿易、電腦編程、生物工程，回縣城、農村，我能做什么？”一般人的理解是，家鄉父母對受過高等教育者的過高期望，讓他們難以回去。實際上，巨大的城鄉差別，偏遠地區更少的就業機會，不科學的專業設置，讓他們基本喪失了回去的可能性。

　　記者：之前為什么看不到他們？

　　廉思：我們的研究顯示，1999年是大學第一批擴招，2003年這批人剛好畢業，聚居村正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2005年左右，聚居村開始形成一定規模。現在人數已經很多了。比如唐家嶺，村民3000人，而“蟻族”則有幾萬人。以前之所以看不到這個群體，是因為他們處在我們的管理盲區之內。從性質屬性上說，該群體已經畢業，不是在校生，因此教育部門管不著；該群體沒有當地戶口，屬于“北漂”一族，因此當地人事部門無法管；該群體很多沒有“三險”和勞動保障，享受不了當地低保及各種失業救濟，因此勞動保障部門不能管；由于沒有戶口，建設部門提供的廉租房也惠及不到該群體。因此，可以說，該群體的問題是哪個部門都有所涉及，但又不具體屬于哪個部門的權限范圍之內。

　　過度仇富會導致媚富

　　記者：你是不是夸大了“蟻族”的苦難？

　　廉思：這本書是原生態的記錄，不是報告文學。一些人從中讀出苦難，另外一些人則從中讀出奮斗。我們的調研員感觸很深，一些人原本帶著一種拯救弱者的心態去聚居村，認為他們很苦，結果發現“蟻族”朋友們比我們想象的更堅強。他們物質上很貧乏，但精神很強大，對未來有著非常美好的憧憬。我很欣賞我的“蟻族”朋友鄧錕。奮斗兩年后，他現在的狀況依然不盡如人意。但他說：“雖然要從頭再來，但我不是失敗者，我只是尚未成功。”

　　記者：他們怎么看待富二代？

　　廉思：“蟻族”的“相對剝奪感”較一般群體偏重。“蟻族”受過高等教育、有平等意識、喜歡比較。畢業一兩年，同齡人中的“富二代”開好車、住好房的現實刺激，確實讓他們的心態難以平衡。但反過來說，過度的仇富也可能導致另一種極端——媚富。

　　應疏通向上的通道

　　記者：他們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廉思：自隋唐開創科舉以來，莘莘學子就希望通過此途徑改變命運。但現實社會中，權力、金錢與人情往往成為弱勢群體“中舉”后難以走入成功境界的障礙。越是平民出身的孩子機會就越少，這正是“蟻族”悲劇的社會根源，也是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的社會現實。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成功。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當做什么？

　　廉思：發展必然帶來問題，但一個良性社會必須具有自我修復的機能，政府應當疏通向上的通道。無論是發展中西部，還是新農村建設，均應設置一個長效的激勵機制，幫助大學生找到合適的位置。此外，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大學教育中，突出就業、創業教育等等，也都是迫切需要做的工作。

　　記者：“蟻族”自己應當做什么？

　　廉思：努力奮斗，放平心態，同時調整自己對幸福和成功的定義。

　　本報記者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