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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訪談

　　陸川執導的電影給人的印象與他本人給人的印象不太一樣。

　　《尋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陸川的電影不算多，但卻拍一部“地震”一次，贊美與責難同樣鋪天蓋地，他成了電影圈中倍受關注的人物。

　　印象中，他的電影個性鮮明，很男人氣，他喜歡用一種與眾不同的獨特視角詮釋他對人生、對命運的思考，簡潔而富有張力。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都不得不承認他在藝術追求上的獨樹一幟。便以為他會是一個個性張揚且棱角分明的人。沒想到，一見之下，他給人的感覺竟然是溫文爾雅、誠懇且內斂。

　　12月21日，陸川來天津參加《每日新報》創刊10周年的盛大慶典并上臺領獎。這次，他身邊多了一位美女，大大方方以女朋友身份亮相的“知畫格格”秦嵐。站在海河岸邊美麗的津灣劇院舞臺上，陸川說，天津是他的福地，電影《南京！南京》的很多鏡頭都是在天津拍攝的，當時有一萬多名天津的群眾演員參加了拍攝，他感謝天津，也感謝《每日新報》的讀者們。

　　在劇院三樓的貴賓廳，記者與這位來去匆匆的導演進行了短暫的專訪。

　　記者：能說說你的新電影《鴻門宴》嗎？

　　陸川：現在還不到詳細說的時候。

　　記者：我看你所有的電影都是自己導演兼編劇，你對編劇很有興趣嗎？你父親陸天明和你姑姑陸星兒都是著名的作家，在這樣的環境里，對你來說，文學對電影的影響是不是與別的導演不太一樣？

　　陸川：我原來在這個行當里就是寫電影的，我也是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的，但一開始沒有當導演的機會，我就一直在寫劇本。

　　記者：因為寫作不需要有人來投資？

　　陸川：對，一直練自己就行了。

　　記者：那你現在已經是很成功的導演了，為什么還要自己編劇？

　　陸川：其實我也特別愿意和編劇合作，但是遇到自己特別喜歡的題材，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去寫，一開始就特別愛好寫作，就像我寫博客一樣，喜歡寫。

　　記者：新電影《鴻門宴》也是自己編劇嗎？

　　陸川：是。

　　記者：那你覺得你受你父親文學方面的影響大嗎？

　　陸川：其實劇本寫作與電影導演差不多，一個是用文字，一個是用鏡頭，都有一種創作的快樂，自己寫就更了解自己想要表達的是一種什么東西。

　　記者：你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鴻門宴》嗎？

　　陸川：還有一個為明年上海世博會國家館拍的主展影片，下禮拜就要開機。我們一直沒有宣傳，這個項目很大，表現中國30年城市化的進程，它不是一部紀錄片，當然也不是故事片，只是一個影片，但它有故事情節，我們叫它主展影片。世博會歷屆都有這種影像藝術，但它是有內容的，是有劇情的，借鑒很多當下影像藝術的東西，很難界定，就說它是一個影片吧。

　　記者：你拍《鴻門宴》，又回到了歷史題材的拍攝上，對你來說是第一次拍歷史題材吧？那么你拍歷史片與以往已經拍過的那些歷史片有什么不同呢？

　　陸川：對，我是第一次拍歷史片。我認為其實每一部電影，直接或間接地都是對當下的一個選擇，我只能說這么多。但是任何一個歷史人物也都是活在他的當下。

　　記者：你是上世紀70年代生人，與比你年長的那一代導演相比，你覺得你的優勢在哪兒？

　　陸川：不能這么比，我只是年輕一些，身體好一些。(笑)

　　記者：我看你在博客中描述過你玩電腦游戲的經歷，像《仙劍奇俠傳》呀這些，那么這些時尚的元素對你拍電影有什么樣的影響？

　　陸川：我覺得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關注，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有一個記錄。在上一代導演年輕的時候，他們也是非常偉大的，我們能不能也像他們那樣偉大，就看我們的本事了。如果拿我們現在的年齡與他們三十多歲時比，我們未必有他們偉大。我覺得不能這樣去比，像張藝謀、陳凱歌等，他們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已經在創造歷史了，非常輝煌，如果用我們現在的年輕去與他們比，是不公平的，我不會那樣去比的。

　　記者：你在全世界都走過，我看你不久前剛從加拿大回來，你覺得現在中國電影處在一個什么位置？是不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時期？

　　陸川：應該說，中國的電影市場越來越好，但是我們新的藝術成就未必就能說是特別的好……

　　記者：從你拍第一部電影開始，你就把全部的生命都投入進去，從《尋槍》、《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在這個過程中你的內心發生過什么樣的變化？

　　陸川：《尋槍》拍攝的時候，有點不顧一切，從表現手段到精神表達。《可可西里》對我而言，是一次洗禮。當真的用生命去擁抱過一次電影之后，很多想法得到了改變。精神上的提升不是用言語可以說明的。現在面對電影，我從容了不少，平靜了不少。我覺得沒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去接近電影，走到她的內心中去。就像在《南京！南京》的籌拍階段，遇到了那么多想不到的困難，在最為黑暗的時刻，我內心都有一絲清風，讓我平靜對待。拍這部影片我的動機很單純，我覺得我骨子里有暴力傾向，此外我喜歡軍事，喜歡歷史，想拍戰爭題材的電影，加上又在南京讀過軍校，就選擇了這個題材。我對生活常態的東西不太感興趣，我拍電影就是因為對日常生活太失望了，如果我在電影中還要天天面對這樣平淡的生活，不能面對夢想，那還不如去死。

　　記者：我知道，你拍的電影在國內國外都獲了不少獎項，那么在你看來，一部電影成功的標志是什么，票房？社會影響？還是獲獎？

　　陸川：有一部電影叫《德爾蘇·烏扎拉》，黑澤明拍的，是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如果我拍出了這樣的電影，我的一生可以說沒有遺憾了。我覺得一個電影導演，一定要拍出能傳世的電影，拍出比自己活得更長的電影。從這點上說，票房、社會影響、獲獎都不是保證。《憤怒的公牛》沒有得過任何獎項，但是它是經典。

　　故事

　　18歲那年父親說，路要自己走出來

　　1989年，18歲的陸川高中畢業了，他本想考電影學院導演系，卻遭到父親陸天明的強烈反對，父親說：“高中畢業考中文系出來的作家都少，電影學院導演系本科畢業有幾個真能當導演的？反倒是學了一身的壞毛病。當導演關鍵要靠人生經驗的積累。”于是，陸川考取了南京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的英國語言文學專業，告別北京，按照父母的意思“上軍校，吃點苦，學外語有時代特色，路要自己走出來”。

　　軍校畢業后，身為軍人的陸川在國防科工委做英文翻譯工作。1995年的某一天，陸川來到北京電影學院門口，看到墻上的招生簡章，他覺得自己是時候該考電影學院了。這之后，他跑到西四的電影書店，買下了所有帶“電”字的書，差點兒還包括了一本《電工修理》。一年里，他每天都看幾眼玻璃板下面的三個字——“勇者勝”。可是一年后，真到要考電影學院的時候，他忽然覺得心里七上八下地沒了底。筆試剛結束時，他感覺不太好，對父親說：“我覺得可能考不上。 ”父親的回答是“考不上，明年再考唄。”聞此陸川心里一陣冰涼。

　　一個月后，陸天明接到老朋友鄭洞天導演的電話：“你兒子考電影學院，怎么也不給我打個電話？”陸天明說：“我兒子如果不行，你能照顧嗎？我兒子如果行，還用你照顧嗎？”

　　而這時，223號考生陸川，已經通過第一輪的五門筆試、第二輪的面試、第三輪的集體討論，最終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當年被導演系錄取的三名研究生之一。

　　陸川至今還記得考劇作時，他寫的一組分鏡頭。題目是“恐懼”，他寫了一個圖書館里的小女孩。20個分鏡頭，詭異的氣氛里，小女孩在翻一本術士用的書，每翻一頁都好像在黑夜的隧道里又走深了一步，邪惡一步步逼過來。后來合上了書，女孩抬頭看見窗外陽光明媚，那邊站著母親……陸川喜歡隱喻，從軍校第一年有生以來自己編劇兼導演的第一部作品《馬拉之死》到電影處女作《尋槍》。

　　回首自己的人生，陸川覺得：“我的頭一個18年處在極度自卑的狀態下。”他用豆芽菜形容童年和少年的自己，面對周圍那些高大、英俊、開放、會彈吉他、有女朋友的男同學，陸川覺得自己蒼白而憂郁，生命力不夠茁壯。他相信是軍校給了他出口，這個開始壓抑得讓他幾乎發瘋、后來又讓他無比自信的地方，給了他一個舞臺，讓青春的靈魂得以舞蹈。

　　電影是一門殘酷的藝術

　　“電影是一門殘酷的藝術，它只尊重、也只承認結果。這是我進入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第一天導師教給我的。這句話也是我們在為電影而工作的時候，摧殘自己和摧殘別人的時候最經常使用的武器。在我們看來，一切個體的付出在電影文本這個結果面前顯得那樣的無足輕重。所以電影人的生存狀況往往被刻意地、甚至是執意地忽略了……只是那些有了‘結果’的導演們的生存。大眾除了要分享著他們的作品，還要有時候瞻仰他們的奮斗歷程，甚至泥沙俱下地被填塞有關他們的一切的雞零狗碎。似乎只有有‘作品’的導演的生存才是有意義的生存……”

　　這是陸川為一位朋友的書所寫序言中的一段話，他的朋友為那些還沒有“作品”卻執著于電影夢而苦苦求索的青年們著書，這讓如今已經大有“作品”的陸川每次翻看都“心里一陣酸酸的”，他從這些正在奔跑不息的年輕電影人身上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那個背著劇本蹬著自行車滿北京投稿的身影，他說，那時候他雖然掙扎在這個行業的最底層，身形卑微但是心靈卻充滿了力量，期待著嘶吼的那一刻，期待著山巔的清風。

　　他寫道：“因為我們每一個電影人都希望當自己生命凋零的時候，作品依然能透過銀幕向未來輻射出震懾心靈的熱度！好電影永載史冊，而人只有幾十年的生命。這是我們的幸運，能與電影為伍，我們必須承受自己身心的饑渴，不知疲倦地整日游蕩在荒漠的花園，渴望與她相逢，我們的宿命注定將在光與影的幻夢中終生游蕩不可抱怨，這是幸福。”

　　陸川博客

　　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是一個出生在軍墾小城里的漢族孩子。我的父母都是從上海支邊來到這里的知識青年。

　　這座小城完全是第一代十幾萬軍墾戰士們在戈壁灘上用雙手建設出來的，在我的記憶中，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氣質，一是肅穆而沉靜，如同橫亙在城外的茫茫無際的戈壁灘，讓人肅然起敬；但是它也是人歡馬叫的，有無數像我父母一樣懷揣著理想的眼睛中放射著灼熱光芒的青年知識分子們頭戴草帽肩扛鐵鍬鋤頭列隊匆匆忙忙地奔走在白楊林筆直向上的小路上，很有那個時代特有的氣息。

　　我總是能回憶起一些我不應該見過的場面：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到一萬名上海女知青邁著整齊的步伐列隊進入我們這個邊境小城的情形。那一天，小城空了。其實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戈壁空了。

　　因為在那個時候，新城只有一座建筑物，也就是師部。它是父親設計的，完全的蘇聯式樣，紅鐵皮屋頂四個煙囪，一座古怪而威嚴的兩層大樓，它孤零零地挺立在荒原戈壁上。當時所有的人都是住在地窩子里，所以父親建設的這座大樓的前后，環繞著一望無垠的戈壁和戈壁上成千上萬的地窩子。

　　所謂地窩子就是在戈壁上挖一個兩米深的單坑，上面用麥草或者能找到的任何東西簡單覆蓋一下。每到早晨，當軍號吹起，成千上萬名穿土黃色舊軍裝的人們從地窩子里爬出來，如同黃色的螞蟻群從地下涌出。

　　我父親都不知道，在未來的50年中，一座城市就是從他設計的這座蘇式建筑物開始向周邊的戈壁上衍生開來，最終成為邊境線上最大的新城。

　　當時的人還不知道未來將會發生的一切，當時的人只知道今天會有一萬名從上海來的皮膚白皙的女人，這些女人是黨讓他們植根邊疆的定心丸。所以他們都早早從各自的地窩子里爬出來，聚集到廣場上，加入了歡迎上海女知青的行列里面來。這些軍墾戰士久旱逢甘雨般饑渴地等待著這些女性的到來。

　　我甚至能在歡迎的人群中看到了我父親焦急的目光。因為他正在尋找他熱愛的一個姑娘——我的母親。很多人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來到邊疆的，但是我的母親例外，我的母親是響應我父親的號召來到邊疆的。

　　他們在上海便是鄰居，但是父親早我母親一年來到了新疆。在飛鴻往來的信件中，我父親將邊疆描繪成了一個詩意的天堂，有壯美的山河和變幻不定的奇異云朵，恐龍般的超大型農用機械在廣袤無垠的良田中耕耘。母親在這些滾燙的文字中毅然撕掉了自己的戶口卡，投入到支邊隊伍之中。

　　坐在廣場上，這一萬多名未來的年輕母親們還是被西北的荒涼所震懾了，被一望無垠的戈壁所震懾了。所以有些姑娘開始啜泣起來，更多的姑娘選擇了沉默。比如我的母親。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出現在她的面前。母親憤怒地把臉盆甩向父親，當她舉起一大包裹各種上海零食也準備劈頭蓋臉地砸向父親的時候，父親笑了，父親的笑融化了母親的憤怒。

　　他們的戀愛接受了邊疆的考驗。

　　當大多數女支邊青年還在憧憬著自己的未來的時候，各個團場的領導人們已經開始著手分配他們了。由于母親和父親在廣場上的一幕被很多領導看見，他們刻意將母親分配到了距離師部50公里以外的一個偏僻團場。

　　當母親和另外一百多名女孩子爬上卡車的時候，我父親追在后面喊：“我會去看你的。”

　　父親為了證明自己的誓言，開始了愛情的長征。

　　他所在的團場距離母親所在的團場整整60公里，120里地。

　　從此不分嚴冬酷暑，戈壁上，白楊林帶中，水渠上，無論是盛夏的滾滾煙塵熱浪中還是冬日的漫天大雪中，父親騎著自行車去看他熱戀的姑娘。

　　我知道我父親曾經在1965年初冬的某個夜晚，焦慮地失眠了一夜。事實上在那個晚上，他在團場總部辦公樓外的雪地上焦急地徘徊了一個晚上，因為那天晚上我的母親，我那年輕秀美的母親被團長叫到辦公室里去做思想工作了。

　　團長告訴我的母親，一個旅長，一個參加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旅長，看中了她，要她嫁給這個旅長。這是革命事業的需要。

　　母親無言以對，她一直沉默著。最終她看著團長，說我來這里是建設邊疆的，如果我當不上全國勞動模范，我就不嫁人。

　　團長終于放過了我的母親，后來我的父親問母親這段往事的時候，我母親說了一句簡單的道理：“青春我可以獻給邊疆，但是人，我只嫁給上海人。”

　　記者手記

　　看陸川博客，如同聽他的內心獨白，他的夢想，他的追求，他的心魂甚至他的生命，都是屬于電影的，那么多的歲月，他把自己交給電影，與電影一起走過春，走過夏，走過嚴寒酷暑，走過一個又一個成長的結點。生生死死，癡癡迷迷，分不清他是導演人生還是導演電影，生活在戲里還是戲外，或許正如他寫在電影《鴻門宴》啟動儀式請帖扉頁上的那句話“人的一生，就是一場鴻門宴”……

　　由于采訪的時間緊迫，陸川告訴我可以上他的博客，并且授權博客里的內容盡管用。于是，我從他思維敏捷、文采飛揚的文字中看到了一個電影導演的精神世界和真實生活，一個中國青年電影人的心靈記錄，一個穿過軍裝、讀過電影學院、屬豬男人的“豬圓玉潤”的人生。他對父母、對奶奶、對親人的柔情，對電影的癡情，真可說是一生一世，地老天荒！

　　與我面對面的陸川身材挺拔，目光誠懇，雖然那天周圍的環境十分混亂嘈雜，但他依然很認真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看得出，經歷了一次次電影旅途的“殘酷折磨”之后，他成熟且從容了。軍旅生涯的訓練讓他受益匪淺，精湛的外語能力讓他有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球視野，這或許是新一代年輕電影人更容易與世界溝通的原因吧。

    本報記者 張星 攝影 孫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