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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族”一詞的誕生:源于好奇的專項社會調查
2009年12月10日 09:58 來源:北京青年報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關心蟻族就是關心我們國家的未來。青年時代的磨難和體驗直接決定10年15年后他們的心態和價值觀。一個人青年時期總被人看不起、壓抑、仇富,等他40歲突然成功了他幸福嗎?會回報社會嗎?他如何教育下一代?

  調查,在北京的邊緣

  -名詞解釋

  蟻族:指“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該群體高知、弱小、聚居。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平均月收入低于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他們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于“80后”一代;他們主要聚居于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

  調查,在北京的邊緣

  -一篇報道的啟發

  在這本叫做《蟻族》的“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出版之前,“蟻族”這個名詞基本上屬于動物學的概念。一位29歲的年輕學者帶領他的團隊經過兩年的社會調查后,第一次將這個昆蟲的名字冠于一個年輕群體的頭上。他們高知、低收入、聚居在一起生活,像螞蟻一樣不被關注,也像螞蟻一樣全力以赴、永不言棄、不可輕視。

  為“蟻族”著書立傳源自一場好奇的探訪。

  2007年夏天,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的廉思讀到《中國新聞周刊》里的一篇紀實報道,名為《向下的青春——“高知”貧民村調查》。報道中的主人公李竟一年前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因為考研和就業雙重失敗,不得不暫住于海淀區一個叫唐家嶺的村子繼續掙扎著追求夢想。而這個村子里,和他有著相同境遇的高校畢業生不在少數。

  “令人擔憂的現狀、年輕脆弱的心靈以及無處寄托的青春和夢想。”廉思這樣形容他解讀到的李竟。作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作為“80后”,他沒有想到自己身邊還生活著這樣的同齡人。與此同時,博士后研究“社會穩定”的他又敏銳地感覺到這不僅是一個簡單的“貧民村”的問題。

  -這也是北京

  站在唐家嶺的街道上,廉思真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也是北京?擁擠狹窄的小路充斥著垃圾塵土,各種名目的小店凌亂骯臟,電線桿、墻壁上到處貼滿了租房的小廣告:180元起,有寬帶……歡迎入住。

  “看不出任何首都的氣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可一般的城鄉結合部又不可能有這么多年輕人,而且都是學生打扮。你再看他們租住的房子,可以沒有浴室沒有單獨的廁所,但一定有寬帶能上網。”

  廉思了解到,這些走出校園不久的畢業生基本上都是拿著一千多元的工資,租著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到工作單位要坐兩個小時以上的公交車。唐家嶺本村居民有三千人左右,其余近四五萬人都屬于這個聚居群體。

  回到家廉思將“聚居村”輸入搜索引擎,結果顯示全是“少數民族聚居村”;查閱了國內外的一些相關資料也一無所獲,此時的廉思意識到,唐家嶺的年輕人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新的生態群體。

  “大家都關心成功的人,關心精英,從大學畢業兩三年到四五年的這群人到底是什么狀態,沒有人問過他們過得怎么樣。” 從唐家嶺回來后,這些同齡人生活的場景時常在廉思眼前閃現,讓他久久不能釋懷,他決心要深入研究這個群體。

  -政府支持的調查

  廉思開始著手組織社會調查。正當他埋頭設計問卷、確定調研地點的時候,北京市有關方面委托他就北京市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問題進行專項調查。有了政府的支持,研究工作順利開展起來。

  2008年春節,廉思帶領他從人大招募來的研究生入村調查。恰逢全國遭遇50年不遇的雪災,北京天寒地凍。在唐家嶺的出租屋內,經常是問卷還沒做完,調研員的筆已經被凍得寫不出字來。由于年齡相仿,村里的年輕人對廉思的調研小組沒有任何抵觸,有的不僅自己接受調查,還推薦身邊的老鄉和朋友。經過一個星期的調研,這個群體的面貌逐漸在廉思眼前清晰起來。

  在后來的調研報告里廉思這樣描述他們:他們人數眾多,大多聚居于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已經形成了一個個自然村落。他們有的畢業于名牌高校,更多的來自地方院校和民辦高校;有的完全處于失業狀態,更多的從事保險推銷、廣告營銷、電子器材銷售等低收入工作。他們生活條件差,缺乏社會保障,挫折感、焦慮感等心理問題較為嚴重。他們與外界的交往主要依靠互聯網并以此宣泄情緒。

  “熱情、開朗、迷茫、彷徨。”這就是“聚居村”村民留給廉思的初次印象。調研結束后,他寫成了四萬多字的研究報告提交市委且獲得了肯定,但廉思感到自己的使命并沒有完成。“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夢破了以后怎么樣,他們會怎么看待這個社會。他們的怨恨可能給社會帶來災難。”

  -“蟻族”一詞的誕生

  經過進一步的資料查閱和實地考察,廉思發現國外沒有出現大學畢業生聚居現象,而國內除了北京之外,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大城市都有“聚居村”存在,若要深入了解他們必須組織全國范圍的社會調查,才能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

  由于第二次調查將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第一次,廉思決定成立課題組,招募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參與。他對前來應征的人說的很直接:“跟我干肯定沒錢也沒名,憑的就是社會責任感和研究興趣。”

  2008年8月8日,借著這個舉國歡慶的日子,匯集了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的15人課題組正式成立了,廉思擔任組長,研究題目是《潛在危機:中國“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與社會穩定問題研究》。

  在人文社科領域,社會調查是最花錢的。偏偏這一年廉思申報的課題沒有獲得批準,調研純屬個人行為,經費成了大難題。人大社會學系的一位教授告訴他:你要把這個項目做下來,僅僅北京地區的調研沒有15萬絕不可能!做一份問卷的成本最少要200元,包括人工費、禮品費、交通費、誤餐費等等;北京地區至少要 500份以上的樣本量才有意義,還不包括后期研究需要支付的錄音整理費、數據錄入費……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拿著恩師資助的3萬元啟動資金,廉思和課題組成員們立即投入到環環相銜的工作流程中。很快3萬元花光了,家人又支持了4萬元,最終課題組僅花費7萬多元,完成了唐家嶺、小月河、馬連洼等七個“聚居村”的563份調查問卷的樣本量。

  當時課題組一位成員看了一本名叫《蟻囈》的書,講螞蟻的生活狀態,很多話和他們調查的人群非常相像,比如“我很卑微但我不卑賤”、“弱小的強者”等等,于是他們決定用“蟻族”這個名詞替代“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

  廉思沒料到,“蟻族”這個名詞在網絡上引起了極大的共鳴。網上很多人發帖“我是蟻族我報到”,還有網友寫下:“只要一個人青春過奮斗過就不會不為蟻族的故事感動,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蟻族。”

  ◆采訪手記

  蟻族熱

  廉思說話很快,隨著“蟻族”熱度的上升,他已成為各類媒體競相拜訪的對象。他似乎想用最短的時間表述最多的記憶、感慨和思考,當然是關于“蟻族”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關注蟻族,而不是我廉思。”

  《蟻族》出版后,很多80后的父母給他發郵件、打電話、網上留言。家長們告訴廉思是《蟻族》讓他們知道了遠在外地的孩子到底過著什么樣的生活。“有個家長說,怪不得兒子堅持不讓他去住處看一眼;有個媽媽給我留言,她看了兩天一直在哭,作為一個母親,她感覺自己是那樣的無力。外地一個父輩的朋友,看了當地報紙對蟻族的報道,打電話來問我:你幫我判斷判斷,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蟻族?”

  聚焦難免帶來一些尷尬。廉思隨電視臺去唐家嶺拍攝,有蟻族接受采訪時說,不知道是該感謝廉思還是該責怪廉思,因為他們看見報紙報道,唐家嶺有興建白領公寓的計劃。“如果‘白宮’(蟻族口中的白領公寓)建起來了,他們負擔不起房租的話,就不得不往更遠的地方搬。”這名蟻族不認識廉思,也不知道他就站在旁邊。

  課題組受邀去人大、北大講座,一些天之驕子反問廉思:蟻族跟我們有關系嗎?我們有必要了解他們嗎?那里面有多少北大、人大的畢業生?

  “很多名牌大學畢業生自詡為‘社會精英’。什么是精英?精英應該負有關注社會、關懷弱勢群體的責任感。你享受的權利越多,你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大。真正的精英應當是‘心為平民,行為精英’”。

  其實有些蟻族聚居村離北大人大并不遠,然而它們之間卻豎立著一堵隱形、堅硬的墻。要打破這些墻,讓蟻族的青春奮斗不再默默無語,廉思的路還只是剛剛啟程。不久,全國范圍的調研即將展開,上海團隊已經從同濟、復旦、上海交大招募了四五十人,廉思等核心成員馬上開赴當地。

  “每個城市的聚居村形態都不盡相同。上海是群租房,在中低檔小區里,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能打出20個隔間住20個人。廣州則是城中村,緊鄰高檔住宅的旁邊。”

  無論他們處于城市的哪一個角落,他們都在發出自己的輕吟與呼喊,你會不會去聆聽?

  生活撲面而來,夢想流離失所

  -蟻族展示了真實的80后:迷茫、彷徨,但有夢想,有責任,在堅持

  蟻族是“80后”的群體,以22-29歲的大學畢業生為主。1999年大學第一批擴招生入學,2003年第一批擴招生畢業,融入滾滾紅塵。因為就業難或就業差,他們向自己的師兄師姐詢問有沒有便宜的地方可以落腳。剛剛走出校園,他們渴望安全感,尋求群體認同。由于高校和大量的科技類公司集中在北京的北部,為了節省生活成本、把握機會,他們在城市的邊緣慢慢積淀下來。

  “2003年蟻族形成聚居,兩年后有了一定規模,等2007年我第一次去調查的時候規模已經很大了。這是高等教育擴招、勞動力市場轉型等因素伴隨的產品,正好讓‘80后’趕上了。”

  網上曾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帖子,是“80后”描述自己的尷尬境遇:當我們上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上小學又不要錢了。當我們不炒股的時候傻子都能賺錢,當我們進股市的時候發現我們才是傻子。

  “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就是這狀態!”廉思說社會對“80后”的定義一直偏于貶義,“最自私的一代”、“最沒責任心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其實作為改革開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們經歷著國家的巨大變革,身上表現出來的價值觀、行為方式與生活意識都折射出中國社會特定轉型時期的變化。“80后”究竟是一代什么人?廉思覺得“蟻族”展示了“80后”的真實面貌,“他們迷茫、彷徨,但有夢想、在堅持,而且承載了很多責任。”

  一個來自北京農村的女孩告訴調研員,她希望自己的辛苦奮斗能讓父母有富足的晚年,能讓自己的孩子將來過上更好的生活。承載著如此責任的蟻族絕非少數。為廉思作“聚居村民序”的鄧錕在唐家嶺住了兩年,兩年里他做過銷售、干過技術、考過研、進過傳銷,也曾創過業。他對父母隱瞞真實情況,總是報喜不報憂。

  “日子過得再苦他都沒有哭過。但是有天早上起來,同屋問他昨天晚上怎么哭那么大聲?鄧錕完全沒有印象,看看枕頭是濕的,才知道自己在夢里嚎啕。”廉思感到心被揪得難受,蟻族是咬著牙苦撐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背負著整個家族的希望來到大城市打拼,中華民族的傳統在他們身上是有體現的。“他們是最真實的 ‘80后’。”

  -蟻族基本上屬于“窮二代”群體,只能靠自己,對成功的渴望特別強烈

  2009年春節,很多蟻族因為沒錢或沒票回家,只能在聚居村里過年。大年三十的下午,廉思帶著年貨到了唐家嶺,他和十幾個“蟻族”買菜、買水果,熱鬧地準備年夜飯。

  “我們做了一大桌的菜,擠在一個小房間里,還挺有過年的樣子。”喝著酒、嗑著瓜子,當電視機里的春晚載歌載舞時,小屋的氣氛卻漸漸變了。“我就記得當時有幾個男孩子先后到廁所去抹眼淚了。”

  什么是真正的奮斗?從初始接觸的憐憫、同情到最終的佩服、尊重,廉思看到蟻族們確實在奮斗。“三年一輛車五年一套房”是很多蟻族的奮斗目標,夢想對于他們來說尤其重要。

  “你問小月河的人最崇拜誰,他們肯定說王寶強。其實王寶強不是蟻族,沒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在小月河住過,而且成功了,他寫的自傳小月河的人都看。他們對成功的渴望特別強烈,這就是支撐他們堅持下去的動力。”

  調查顯示,蟻族50%以上來自農村,20%以上來自縣級市,來自省會和直轄市的僅占7%,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不超過5萬,這說明蟻族基本上屬于“窮二代”群體。這個群體只能靠自己。

  不久前,廉思帶一家電視臺再度回訪唐家嶺,遇到一個就職于金融公司的北大畢業生。“他一個月掙5000還是不敢花。窮二代買房首付就交不起,要攢很多年。城里房租1000塊,唐家嶺只要300塊。這就是現實。”

  蟻族告訴廉思“沒有比生活更現實的生活”,“生活撲面而來,夢想流離失所。”這些高度凝練的詞語全來自他們的親身感受。

  “其實‘三年一輛車五年一套房’這個夢對很多北京人來說也不敢想,但我們不去戳破這個夢,否則七八個人住一屋,七八十人用一個廁所,沒有夢怎么堅持?他們的路是他們自己選的,我們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力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有人會勸他們為什么不回老家?面對城鄉巨大的差別,這種勸說太蒼白了。”

  有人境況好轉搬離了聚居村,有人最終放棄夢想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這是擺在蟻族腳下的兩條路,通往任何一個方向都是要經過一番彷徨與掙扎的。

  -蟻族在調查中強烈質疑了他們所受的高等教育,對這個群體,社會和政府應該有所作為

  面對蟻族的調查,課題組成員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強烈的沖擊力,因為蟻族距離他們自己太近了。一個調研員在訪談中偶然遇到了學校的師兄——兩年前曾經是學生會里非常活躍的人物——雙方尷尬得說不出話來。

  走出“聚居村”時,每個調研員都禁不住在心里問自己:幾年后我會不會成為他們?還有一個調研員告訴廉思,當他錯過了最后一輛返城的公交車時,他感覺錯過了這輛車仿佛錯過了整個世界。大多數蟻族的夢能否實現誰都不敢確定。

  因為好奇,廉思走近了蟻族,在調研中跟蟻族一起吃飯、聊天、喝酒,但總感覺那里并不屬于自己。“我盡量地從蟻族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但很可能我盡全力都做不到。蟻族是真實地生活在那里,而我們只是去體驗過后又回來過自己的生活,我們永遠是旁觀者。”

  作為一個學者,廉思感到有時自己是無力的。他能為這些平凡而又堅韌的年輕人做些什么?同情、無謂的勸解都是沒有意義的。

  “在我們的調查卷里有一個問題,問蟻族覺得高等教育給他們帶來了什么?選項有知識技能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還有自身素質、道德修養、人際交往等等,可他們只選了最后一項‘一張文憑’。當問到高等教育缺失什么的時候,他們把以上幾項全選上了。大學生們走上社會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這些是高等教育應該反思的東西。”蟻族的身上可能存在著欠缺,但未必是他們個人原因造成的。

  雖然廉思認為蟻族內心的力量遠比自己要強得多,但他們真實的生活境遇的確令人擔憂,他們應該得到社會的傾聽與關注。

  “對這個群體,社會和政府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比如短期內幫他們整治環境和治安,讓他們生活好一點,還可以安裝一些避孕套機等等。中期來說落實一些民主權利,讓他們參與投票。設立一些文體設施,進行職業培訓。長遠的一些問題則需要逐步立法解決,比如廉租房制度,目前沒有北京戶口是享受不到的。還有高等教育擴招問題,用不用擴招、擴招多少;民辦教育的規模問題,蟻族中37%來自民辦大學,好多是被騙來的,這些都需要經過慎重討論最后出臺措施。”

  廉思并不掩飾他的憂慮,“關心蟻族就是關心我們國家的未來。青年時代的磨難和體驗直接決定10年15年后他們的心態和價值觀。一個人青年時期總被人看不起、壓抑、仇富,等他40歲突然成功了他幸福嗎?會回報社會嗎?他如何教育下一代?這才是值得思考的。”(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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