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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26日，是著名地質(zhì)學家李四光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李四光的科學成就，大家早已熟知；可是，李四光與北京幾十年的緣分，卻是鮮為人知。今天，請您和我們一起出發(fā)，回溯歷史的記憶，追尋李四光先生在北京的足跡……

　　-教育街上的清學部：李四光對北京的最初記憶

　　秋日的北京，天高云淡，金風送爽。乘坐新開通的地鐵4號線，我在西單站下車，從西南口出站。地面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一派繁華的商業(yè)區(qū)景象。

　　我向南走了兩分鐘，右手邊出現(xiàn)一個路牌：“教育街”。拐進這條胡同，鬧市的喧囂，霎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三三兩兩的行人，在人行道上匆匆走過。

　　教育街最東頭，路北是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磚灰瓦，朱漆大門，門口蹲著兩只石獅子。黃顏色的門牌上寫著“教育街1號”。旁邊，還有一個不顯眼的灰色牌子：“清學部”。

　　根據(jù)我查到的資料，這里最早是清朝敬謹親王尼堪的府邸。愛新覺羅·尼堪(？-1652年)，是清太祖努爾哈赤長子褚英的第三子。早年屢立軍功，順治六年(1649年)封為敬謹親王。順治九年(1652年)，抗清將領(lǐng)李定國率軍進攻衡州，清軍慘敗，主帥尼堪戰(zhàn)死。敬謹親王府南邊的小胡同，在明清時期稱為“ 鐵匠營”，俗稱“穿堂門”，很不起眼。到了清末，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廢除科舉制度，成立學部，就在原來的敬謹親王府辦公。民國成立后，改學部為教育部，教育部南邊的胡同也就改稱“教育部街”。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為“教育街”，這一名稱沿用至今。

　　宣統(tǒng)三年(1911年)的秋天，一位瘦高的青年，踏著矯健的步子走進了這條胡同。和他同行的都是年輕人，一個個儒雅俊秀，意氣風發(fā)。他們都是從各國留學歸來的學子，此番進京，是要來學部報到，然后參加清廷組織的辛亥第六次游學畢業(yè)生廷試。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試的黃榜。學子們看了榜，紛紛走到那位瘦高的青年身邊，祝賀他金榜題名。他向大家道謝，神態(tài)非常平靜，只是微微抬起頭，望著遠方，像是在期待著什么。那張黃榜在“工科進士”后面，赫然寫著一個名字——李四光。

　　-李四光早年留學日本，是同盟會第一批會員，為應付清廷才進京考試

　　光緒十五年十月初三(1889年10月26日)，湖北省黃岡縣回龍山鎮(zhèn)下張家灣(今屬黃岡市團風縣)的私塾先生李卓侯喜得貴子。因為兒子排行老二，李卓侯給他起了個名字：李仲揆。

　　生命最初的13年，李仲揆都生活在農(nóng)村。5歲時，他進私塾讀書，學習非常用功。每天午后放學回家，就和長兄一起幫助家里勞動，掃地、提水、推磨、搗米、打柴……晚上，又和哥哥一起在油燈下背書、習字。

　　1902年，在洋務派首領(lǐng)、湖廣總督張之洞領(lǐng)導下，湖北開始大量興建新式的中小學堂，除了教學生傳統(tǒng)的經(jīng)書，還傳授科學技術(shù)知識。這一消息很快傳到了黃岡，仲揆躍躍欲試。

　　1902年，李仲揆來到武昌，在湖北省學務處填寫報名表。可能是太緊張了，他誤將年齡“十四”填在了姓名欄里。發(fā)現(xiàn)寫錯后，他因為家里窮，舍不得花錢再買一張表格，正在犯難，抬頭看見前面大廳正中掛的橫匾上有“光被四表”這四個字。仲揆眼前一亮，將姓名欄里“十”添了幾筆寫成“李”，而在“四”后邊加了個“光”字。從此他改名為李四光。

　　李四光進入武昌西路第二高等小學堂學習，因為成績優(yōu)異，在1904年7月被選派官費到日本留學。1905年7月，他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lǐng)導的同盟會，反對清政府的腐朽統(tǒng)治。1907年7月，他畢業(yè)于弘文書院，考入大阪高等工業(yè)學校，主修舶用機關(guān)(船用機械)。

　　1910年夏，他順利結(jié)束了在日本的六年留學生活，回到了災難深重的祖國。他在湖北中等工業(yè)學堂任教，同時積極參加反清活動。但是，按照清政府的規(guī)定，官費留學生畢業(yè)回國后必須進京參加考試。1911年，湖北學務處命令本省的留學畢業(yè)生于農(nóng)歷七月十日(公歷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學部報到。為了應付官府，也為了更好地了解清廷統(tǒng)治中心的虛實，李四光毅然決定去北京應試。于是，就有了前文所寫的他到學部報到的一幕。

　　考試發(fā)榜后不到一個星期，1911年10月10日，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消息傳到北京，李四光興奮不已，馬上南下武昌，投奔革命隊伍。湖北軍政府任命他為理財部參議。

　　李四光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真是來去匆匆。也許，先生沒有想到，幾年之后，他還會回到京華，并且和這座城市結(jié)下更深的緣分。

　　-地安門東吉祥胡同：李四光在北京租的第一間宿舍

　　秋日的地安門，縱有車輛穿梭，行人往來，卻毫不雜亂，保持了一份獨特的寧靜與從容。我從地安門東大街出發(fā)，經(jīng)過幾條小巷，來到了東吉祥胡同。由于舊城改造，這里正在拆遷，幾乎沒什么住戶。

　　在清朝，這條胡同位于皇城內(nèi)，在乾隆時代即稱為“吉祥胡同”。1920年的春末夏初，三位文質(zhì)彬彬的年輕學者走進了這條小巷，輕聲探討著一些學術(shù)問題。

　　三位學者當中，最年輕的叫丁燮林(筆名丁西林，1893年-1974年)，后來成為北大物理系主任，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長；年長一些的叫王世杰(1891年-1981年)，時為北大法學教授，后來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年紀最大的，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四光。

　　武昌起義之后，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tǒng)。1913年，李四光獲準赴英國官費留學。他與同時被批準的湖北軍政府秘書王世杰等人同行，開始了自己第二次留學生涯。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學預科學習期間，結(jié)識了同住一間公寓的丁燮林，在課業(yè)上互相幫助。1914年秋天，他結(jié)束了預科學習。與之同時，他的愛好也悄然發(fā)生了轉(zhuǎn)變。當時的英國是世界上工業(yè)最發(fā)達的國家，采礦業(yè)很發(fā)達，這使李四光認識到：工礦是實業(yè)的基礎(chǔ)，國家要想富強，必須有充足的煤、鐵等資源。因此，他進入了伯明翰大學采礦系學習。1915年，他感到礦產(chǎn)資源的開發(fā)必須依靠地質(zhì)科學，又從采礦系轉(zhuǎn)到了理科地質(zhì)系，從基礎(chǔ)學起，兼修物理學。1918年，他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畢業(yè)論文《中國之地質(zhì)》，被授予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1919年，李四光游歷法、德等國考察地質(zhì)，登上阿爾卑斯山脈海拔 4807米(新測為4810.90米)的勃朗峰研究冰川地質(zhì)。1920年春末，應中國地質(zhì)調(diào)查所所長丁文江、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聘請，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一道返回北京，到北大任教。三人在東吉祥胡同共同租用宿舍。

　　可惜的是，昔日李四光租住的宿舍，現(xiàn)在已經(jīng)難覓遺蹤。

　　-位于沙灘后街的北大理學院：李四光事業(yè)的新起點

　　景山公園東門外，游人如織。我沿著景山東街，向北走了一小會兒，向東一拐，就走上了東西向的沙灘后街。

　　這是條古老的街巷。清朝時名叫“馬神廟街”，因街內(nèi)有馬神廟而得名。根據(jù)方志記載，馬神廟的原址坐北朝南，為明代御馬監(jiān)馬神舊祠。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佛手公主)的府邸就在這條街上。民國年間，李四光到北大任教時，這條街稱作“景山東街”(現(xiàn)在的景山東街原名景山東大街)，1965年整頓地名時才改稱沙灘后街。

　　沿著沙灘后街向東走，路北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訓基地。如果追溯其前身，正可以從和嘉公主府算起。當年和嘉公主夫婦二人很年輕就去世了，公主府也冷清了一個多世紀。1898年，清政府在此興建了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在院內(nèi)新建了一些教室、實驗室和宿舍。1918 年，北京大學中文、歷史、哲學等系遷到了新建的沙灘“紅樓”，理學院仍然留在公主府的舊址。1952年，北大遷入燕園(也就是現(xiàn)在的校址)，馬神廟的舊址成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辦公地點。2005年9月，人教社遷到了海淀區(qū)魏公村，而把這里作為該社的培訓基地。

　　整整89年前，1920 年秋末，李四光到北大擔任地質(zhì)系教授，就在現(xiàn)在沙灘后街的校址，為學生主講巖石學、礦物學、地質(zhì)測量及構(gòu)造地質(zhì)學等課程。這時的李四光，經(jīng)過十幾年留學生活的磨煉，不再是昔日那個質(zhì)樸青澀的農(nóng)家少年，而是一位英俊瀟灑、風度翩翩的知名學者。不過，他并沒有改變勤勞的本色，馬上投入到對中國各地能源的調(diào)查研究之中。1921年，他帶學生到河北沙河縣、山西大同盆地等地進行煤田地質(zhì)調(diào)查，還到北京西山楊家屯煤礦、三家店、昌平南口等地實習。1922年，李四光被推選為中國地質(zhì)學會副會長。

　　1923年1月14日，李四光與許淑彬在北京喜結(jié)良緣。許淑彬是一位大家閨秀，時為中學教員。她愛彈鋼琴，李四光會拉小提琴(1920年曾在法國創(chuàng)作《行路難》一曲，是第一首由中國人創(chuàng)作的小提琴曲)，夫婦二人琴瑟和諧，相濡以沫。婚禮上，蔡元培先生充當證婚人，丁燮林、王世杰、陳西瀅、凌叔華等人都來參加婚禮。李四光結(jié)束了“單身”的生活，從此搬出了東吉祥胡同，在東城學池住了一段時間，又遷往三眼井胡同西口外北邊，造了一所宅子。

　　回國后的短短幾年，李四光的事業(yè)有了長足的進步。可以說，沙灘后街的北大理學院，就是他事業(yè)的新起點。

　　-1925年李四光為孫中山遺體抬棺，1927年離京南下

　　1925年3月12日，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東城區(qū)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現(xiàn)為張自忠路23號)逝世。4月2日，中山先生的靈櫬由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國民政府選拔出六位對辛亥革命有重大貢獻、對社會發(fā)展有推動作用的杰出人士為中山先生抬棺。水晶棺被抬到公園門外后，放到高架靈櫬上，平穩(wěn)地放在了六個人的肩頭上。在幾十輛黑白相間的馬車和眾多送靈人陪同下，隊伍出發(fā)了。六個人當中，走在左前方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男子，他肩抬靈櫬，邁著沉重的步子，緩緩向前。他的目光深邃而憂郁，流露著對國事的擔憂。

　　這位男子就是李四光。此時此刻，也許他會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件事。1905年加入同盟會時，李四光是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的，中山先生非常高興，勉勵他說：“你年紀這么小就參加革命，這很好。你要努力向?qū)W，蔚為國用！”這句話，回蕩在他耳邊，久久沒有消散……

　　那天，李四光從中央公園一直步送到西直門外。

　　1926年，軍閥張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廣東國民革命軍開始出師北伐。1927年6月，張作霖自稱大元帥，指派劉哲為教育總長。不久，北京九所國立大專學校被合并為“京師大學校”，北京大學為此而一度中斷。由于形勢惡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目于南方。南京政府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李四光應院長蔡元培的邀請，離開北京去南京、上海等地，主持地質(zhì)研究所的籌建工作。從此，李四光結(jié)束了在北京的八年生活，開始了新的征程。

　　-嘉祥里、遂安伯胡同、象鼻子溝：解放后李四光住過的三個地方

　　寬闊筆直的金寶街上，一輛輛豪華轎車從眼前駛過。街北街南，高樓林立，富麗堂皇。現(xiàn)在，這是東城區(qū)的重要商圈。而在十幾年前，金寶街還是一條小巷，名叫“遂安伯胡同”。

　　遂安伯，始伯陳志，四川巴縣人。出身行伍，明洪武中為燕山護衛(wèi)指揮僉事，后追隨朱棣，屢立戰(zhàn)功，永樂元年(1403年)因功封遂安伯。《明史》稱其“素以恭謹受知，戮力戎行，始終不懈”。永樂八年(1411年)卒。陳志子孫八代八伯皆居于此。本世紀初，遂安伯胡同被改造成金寶街，一點也看不出昔日胡同的模樣了。

　　1950年底，住在遂安伯胡同的人們，突然發(fā)現(xiàn)小巷中多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他身高大約1.75米，在當時算是高個子。他身材消瘦，穿著一件干部服，飯后常在胡同里散步，碰見街坊們，總是熱情地打招呼。這位老人就是李四光。

　　1927年，李四光離開北京后，先是出任中央研究所地質(zhì)研究所所長。1929年，他被推選為中國地質(zhì)學會會長。1931年，他被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學位。1939年，專著《中國地質(zhì)學》在英國出版。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在國內(nèi)進行了許多科學考察。1948年，李四光赴英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zhì)學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政府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李四光被任命為副院長。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夫婦沖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丁燮林親自去迎接他們。李四光夫婦先住六國飯店，后遷入北京飯店。年底，又搬到了遂安伯胡同。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zhì)部部長。1954年2月，他做了重要報告《從大地構(gòu)造看我國石油勘探的遠景》，詳細論證了我國三大含油遠景區(qū)域。1955年1月，他出席了地質(zhì)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批準組織多個石油普查大隊。

　　1955年秋天，他舉家遷往復興門內(nèi)的嘉祥里。我在地圖上找了半天，也查到這個地方。直到看了《1950北京市街道詳圖》才知道，嘉祥里大致相當于現(xiàn)在中央教育電視臺所在地。1956年，地質(zhì)部成立了地質(zhì)力學研究室。1958年改為地質(zhì)力學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長。同年年底，他又搬到了西山象鼻子溝。和城里的遂安伯胡同、嘉祥里相比，這里雖然偏僻，但要清靜許多，更有利于年近七旬的李四光工作和休息。在這里，李四光一直住到了1962年1月。他兢兢業(yè)業(yè)，勤奮工作，為培養(yǎng)新中國的地質(zhì)人才做出了許多貢獻。

　　-紫竹院北邊的李四光紀念館：李四光在北京最后一個住處

　　中關(guān)村南大街上，車流如潮。我在“國家圖書館”下車，向北走了一小會兒，向左拐，走上了萬壽寺路。

　　這是條寬闊的馬路，2004年才通車，是中關(guān)村南大街和西三環(huán)之間的聯(lián)絡線。由于不通公交車，我只能步行，向西走了十分鐘，過了北京舞蹈學院南門、紫竹院公園北門，很快就到了地質(zhì)力學研究所的南門。旁邊就是李四光紀念館，因為李先生的后人還在此居住，現(xiàn)在不對外開放，只接受內(nèi)部參觀。

　　在研究所趙主任的幫助下，我有幸見到了李四光生前的秘書馬勝云老先生。年過八旬的馬老，不辭辛勞，親自帶我參觀紀念館，為我講述了李先生在北京最后的故事。

　　1962年，因為象鼻子溝要搞戰(zhàn)備工程，李四光不得不再次搬家。當時，有關(guān)部門請他去東城門西總布胡同看房子。這是一處寬大的四合院，政協(xié)副主席李濟深生前曾住在那里。但是，李四光覺得房子比較豪華，不符合自己的個性，所以禮貌地謝絕了這個建議。他相中了紫竹院北邊的一片地方。這里沒什么住戶，樹林密布，綠意盎然，寧靜清爽。而且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上風上水，空氣清新，非常有利于身體健康。最后，李四光就舉家搬到這里。

　　晚年的李先生飲食非常清淡，經(jīng)常喝用玉米須子煮的水；平時穿的衣服是補丁撂補丁，只有參加正式會議時才會穿得好一點。雖然年邁體衰，他仍然堅持工作，尤其重視對地震研究、石油勘探的指導。1971年4月底，李四光突然病倒，住進了北京醫(yī)院。4月28日，他對大夫說：“請你們坦率地告訴我，究竟我還有多長時間，讓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他還吩咐身邊的工作人員第二天把全國地圖集帶到醫(yī)院來。遺憾的是，第二天，李先生便與世長辭，享年82歲。

　　在地質(zhì)力學所南門外，我看到一棵巨大的銀杏樹。遠遠望去，蓊郁茂密的樹冠，翠色欲滴，透著生命的活力，真像一把半撐的綠色大傘。近看，枝干盤曲扭錯，猶如數(shù)條龍蛇蜿蜒糾纏。馬老告訴我，這是一株古銀杏，樹干周長9.8米，樹高27米，樹冠蔭地面積400平方米。民間傳說，楊六郎曾在樹下飲水乘涼，李闖王的將士曾在這里燃篝取暖。2004年修建萬壽寺路時，為了保護這棵古樹，特意以它為中心設(shè)計了一個很寬的綠化帶，車子從兩邊繞開行駛。

　　當年，李四光先生曾常在這棵銀杏樹下思考問題，一邊想一邊散步，穿過樹林，從地質(zhì)力學所的東邊向北走，然后再往東走，一直走到白頤路(今中關(guān)村南大街)，再按原路返回。時間一長，竟然在荒地上踩出了一條土路。后來，荒地上蓋了許多平房，有不少住戶進進出出，經(jīng)過的都是李先生雙腳踩出來的那條路，人們稱為“李四光小道”。1985年，李四光小道東西走向的那一段，被拓寬辟筑為瀝青路，次年名之為“民族學院南路”，后來改稱“民族大學南路”。而南北走向的那一段，現(xiàn)在也成為民族大學西路的南段。

　　徘徊在銀杏樹下，撫今憶昔，感慨良多。我仿佛看見李四光先生邁著矯健有力的步子，微笑著走過來。一陣小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像是在低聲訴說著難忘的往事……(侯曉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