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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化門街屬東城區景山地區，是地安門內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一條胡同，自西向東溝通地安門內大街與東板橋街，長約400米；胡同南側與碾子胡同、吉安所右巷相通，北側與簾子庫、錐把胡同相通。

　　明代，北京皇城的北門稱“北安門”，稱今地安門內大街為“北安門里街”。沿街兩側砌有上覆黃色琉璃瓦的紅墻，在紅墻中段偏南處建東、西對稱的兩座隨墻街門，街門上亦覆黃色琉璃瓦，東側的稱“黃瓦東門”，俗稱“東黃華門”，西側的稱“黃瓦西門”，俗稱“西黃華門”。《蕪史》載：“自北安門里街東曰黃瓦東門，門之東南街曰尚衣監，街北曰司設監。”據此可知，今黃化門街形成于明代，是黃瓦東門內“尚衣監”和“司設監”兩個衙署之間的通道。

　　清代，設內務府管理皇室事務，宦官亦歸內務府管理，明代設置的由宦官掌控的內官十二監不復存在。“尚衣監”、 “司設監”廢除后，“黃瓦東門”內始有住戶。《曝書亭集》載：“康熙癸亥(1683年)，予入值南書房，賜居黃瓦門之東。”如此說來，清代大文學家朱彝尊便是今黃化門街的早期居民。然而，一年后朱彝尊便遭彈劾，遷居到宣武門外海波寺街(今海柏胡同16號)居住。乾隆年間，該街有了正式的名稱，曰“黃花門街”；光緒年間，改稱“黃化門大街”。

　　1965年整頓地名時，稱“黃化門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化門”，后復稱“黃化門街”。

　　如今，當年的“黃瓦”東、西二門早已蕩然無存；然而，我們或許能通過整治后的地安門內大街兩側修復的黃瓦紅墻與慈慧胡同西口、油漆作胡同東口建造的兩座古典坊巷大門喚起一些歷史的記憶。

　　黃化門街5號，舊時的門牌是黃化門大街5號，在胡同東段路北，現已與其東側的幾個院落統一改建為一組樓房建筑群，是為“北京教育學院體育藝術學院”。

　　張申府之女張燕妮回憶，黃化門大街5號“這是一座很大的宅院，分東西兩院，我們住東院，學生聯合會在西院。東院有三進院落，雕梁畫棟，軒敞雅靜。院內花木扶疏，頗為宜人”。

　　1946年，張申府重回北平便住在黃化門大街5號。張燕妮回憶：“新中國成立初，西院的學聯想要東院這所房子。為此，市政府請示政務院(現稱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此房繼續由張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這樣父親就繼續在此住了下來。”1958年，因此處要建一所中學，張申府搬到了西城區王府倉胡同16號。

　　張申府在黃化門大街5號住了十三個年頭。

　　張申府(1893-1986)，原名崧年，號申甫，河北滄縣人。其父張濂是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在民國時期當過眾議院議員，自謂“留心翰墨近四十年”。張申府自幼受過良好的教育，又畢業于北京大學，他在五四運動期間，參與創辦《每周評論》，任《新青年》雜志編委；1920年，參與籌建北京共產黨小組；同年12月去法國，任里昂大學中國學院教授；1921年，在巴黎建立共產黨小組，是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1924年，張申府回國后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廣州大學教授；1925年后，任暨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36年，參與發起組織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民主活動；1942年，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參加中國政治協商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申府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工民主黨顧問，是北京圖書館研究員。著有《所思》、《我相信中國》、《名理論》、《羅素哲學譯述集》和《張申府學術論文集》等。

　　張申府先生不僅是一位學貫中西、文理雙修的學者，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是一位中國現代史不能回避的人物。雷頤先生在《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張申府》一文中寫道：“在大故迭起、思潮激蕩的中國現代史中，張申府是位不應忽視卻被忽視的人物，姑且不論其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活動，僅其在唯科學主義、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引進、傳播和發展中所作的貢獻便值得作認真的分析和研究。”

　　1917年，張申府畢業于北京大學數學系并留校任數學助教；但他從上大學時就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也是張申府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羅素等許多西方現代進步思想。他曾在文章中寫道：“有些現代的新學說新人物都是我第一個介紹到中國來的。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個翻譯的，后來都流行了。特別是羅曼·羅蘭、羅丹、羅訥、巴比塞、伊本訥茲等都是。這是我對于國家的一種貢獻，我深自引為光榮。”

　　在李大釗的影響下，張申府開始轉向共產主義，翻譯介紹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1920年，他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的籌備活動，在“南陳北李”間奔走串聯。同年10月，與李大釗創建了北京共產黨小組，并把張國燾發展進來；年底，又遵照陳獨秀的指示奔赴巴黎，在勤工儉學的學生中發展黨員。張申府介紹周恩來入黨，組成中共旅法小組，又與周恩來將朱德發展入黨。1924年初，張申府在廣州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并任蔣介石的英、德文翻譯，正是在他的極力推薦下，周恩來回國不久便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早期的張申府是何等的光彩。然而，他卻在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因討論黨的綱領與他人發生爭執而決意退黨。

　　退黨后的張申府并沒有埋頭書齋，仍關心國家命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他曾在“一二·九”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因此而被捕；出獄后，被清華大學解聘，成為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的職業社會活動家。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為中國民主同盟，張申府被推舉為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華北總支部負責人。1948年底，正當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之際，張申府卻不合時宜地在《觀察》雜志上發表《呼吁和平》的文章，要求國共雙方停戰。對此，共產黨自然要進行強烈批評；民盟因此也開除了他的盟籍。作為職業社會活動家的張申府在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之時，幾乎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淡出了社會活動舞臺。

　　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張申府，不顧組織的勸阻而負氣退黨，是嚴重缺乏組織紀律觀念的表現；作為參與籌建中國民主同盟的張申府，被開除盟籍則是嚴肅組織紀律的結果。對此，他自己自然要承擔全部責任。然而，縱觀其一生，其他不論，僅就他介紹“紅軍之父”朱德與“人民總理”周恩來入黨而言，其對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所建之功可謂大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申府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每天翻閱國外的書目，推薦購書”；但也未能逃脫“右派”的命運。《晚年張申府》一文的口述者何兆武先生說：“三反的時候我聽他做檢討，說自己一生有‘三貪’，貪財，貪名，貪色。”

　　如此檢討，是開誠布公，還是自我作踐？(王之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