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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9月17日電  最新出版的《中國人大》雜志刊登楊振亞口述、夏莉娜執筆的文章《我用鏡頭記錄歷史時刻》。全文如下。

　　1949年9月的北京，全城沉浸在喜慶的氣氛之中,新中國就要誕生了。那時，我在華北軍區政治部畫報社任攝影記者，參加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的采訪，還被派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了開國大典的盛況。

　　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是開國大典前的重要活動。大會一開始，我們就住進中南海。當時的攝影科設在中南海東8所的一排平房里，離政協會議的大會場懷仁堂和小會場勤政殿很近，同時又緊靠大會秘書處和新聞處。由于會議是在室內進行的，對于攝影來講光線不夠，再加上那個時候的攝影設備都比較落后，就更增加了拍攝的難度。拍攝時，為了獲得較好的光線，我一般是借助當時在場拍攝紀錄片的同志打的電影燈光，但是有些時候還是不能滿足攝影的需要。當時的閃光燈是一次性的小燈泡，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我不會選擇用它。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怕麻煩，也不僅是因為小燈泡昂貴，而是我們要為中央首長們的安全考慮。這種小燈泡在使用的時候有可能爆裂，盡管這種爆裂的幾率是很小的。給中央首長拍攝的時候距離又都比較近，所以使用時特別小心。

　　曾有好多人問過我，有沒有和領導人合影。我竟然從來沒有想到給自己留影，在采訪中，在會議休息時，有很多機會，也可以要求和領導合影，但我從來沒想過要這樣做，只想著不能打擾領導。當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朱總司令都很平易近人。記得一次在政協開會期間，毛主席從休息室出來，在外面采訪的記者們走上前去問候主席，主席就與記者們聊了起來。一位女同志穿著涼鞋，主席就詼諧地說:‘你這鞋好啊，空前絕后�！�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來。我還抓拍了這張照片。

　　當年9月底，我得知自己被批準上天安門采訪開國大典，非常興奮。新中國剛成立，新聞媒體很少，被批準登上天安門城樓拍攝的只有三個人，除了我，還有陳正青和侯波。陳正青當時是東北畫報的攝影記者。侯波在中南海攝影科，她負責拍資料不發稿。 因為那幾天還要參加政協會議的攝影報道，時間比較緊。所以只有在10月1日的上午才有時間去天安門城樓看看拍攝環境。那天雖然是陰天，但光線條件還不錯。結合光線條件，我仔細地觀察了天安門城樓及周邊環境，將光線、角度、方位等拍攝要點一一記在心里。

　　10月1日中午，我在中南海匆匆吃過午飯，背著兩臺寶貝照相機(一臺是35MM可拍36張的萊卡牌相機，一臺是120MM可拍16張的蔡斯牌相機)，準備了三卷黑白膠卷，提前了近一個小時來到天安門城樓上。當時，我們用的膠卷都是從中國香港買回來的原裝膠卷，比較珍貴。所以每按一下快門，就要爭取抓住重要瞬間。下午2時55分左右，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在金水橋之南大約50米處，以華北軍區軍樂隊為主組成的聯合軍樂隊奏響了《東方紅》樂曲，廣場上人群歡聲雷動。而在我耳朵里只有按動快門的咔嚓聲。

　　當時，我被安排在毛主席的右側大概兩米左右的位置。在整個大典進行的過程中，我基本上沒有怎么移動過。因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隨便移動一下是會擋住人民群眾視線的，再一個就是上面也根本沒有那么大的地方。只有在拍攝游行群眾和閱兵的一些照片的時候，才會做較大范圍的移動，那也是在兩米之內。

　　天色漸暗，三個多小時的緊張工作，整整拍了三卷膠卷，直到自然光線已經不能滿足拍攝需要了，我才收起相機。當晚便將拍攝底片送到了華北軍區畫報社進行沖洗。第二天，拿到了自己在開國大典上拍攝的照片。其中有十幾張是自己十分滿意的。

　　楊振亞簡歷 1924年出生，河北蠡縣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革命后長期在部隊從事文化宣傳工作，1948年調華北軍區畫報社任攝影記者。參加了1949年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和開國大典的攝影報道。1950年任《解放軍畫報》社攝影記者，同年作為隨軍記者赴朝鮮。1951年任華北軍區報社副社長。1952年調總政八一電影制片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