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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少奇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黨的理論大師。劉少奇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不僅在黨員修養方面堪稱楷模，而且能夠在理論和實踐上正確進行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線斗爭，自覺地捍衛無產階級利益和馬列主義的純潔性。他的許多著作，尤其是在延安時期撰寫的《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關于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斗爭》、《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論黨》等篇目中，處處閃耀著正確進行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思想光芒，值得我們學習。

　　一、實事求是、無私無畏地反對“左”、右錯誤傾向

　　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這是進行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線斗爭應該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也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花了很大代價換來的一條極其寶貴的經驗。劉少奇一貫主張實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認為黨內斗爭是經常發生的，也不可避免地產生“左”或右兩種錯誤傾向；如果我們黨內不經常進行反對“左”、右傾向的兩條戰線斗爭，“左”、右傾向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就要影響與支配我們的黨，就要危害黨。

　　劉少奇敢于并善于同黨內“左”、右傾錯誤進行不懈的斗爭，能夠自覺地反對黨內“左”、右傾錯誤傾向。1931年，劉少奇在上海擔任中央職工部長兼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這時正是王明“左”傾錯誤開始統治全黨的時候。劉少奇同“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爭到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關于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但他的正確方針不僅未被當時堅持“左”傾錯誤的黨中央所接受，反而以此為理由，誣稱他是“右傾機會主義”。他雖然遭到“左”傾錯誤的打擊，但是毫不消極，堅持同“左”傾錯誤作斗爭。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肯定了劉少奇是“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范。”

　　二、反對“左”、右錯誤傾向時一定要關心愛護干部

　　開展反對“左”、右傾錯誤傾向斗爭，特別是對于犯“左”的或右的錯誤的同志，必須采取正確的方針原則。劉少奇指出，黨內斗爭主要是思想斗爭，其內容是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立，這些原則上的分歧與對立，“雖然可以發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種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發展到黨內組織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實質，它的內容，基本上還是一種思想斗爭。”思想斗爭，是為了教育全黨和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所以要關心和愛護干部，應當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不能“采用一種單純的組織上的辦法，行政上的辦法，甚至敵對的方式去壓服同志，嚇住同志。”

　　在反對“左”、右錯誤傾向中，要關心愛護干部，不僅是劉少奇反對“左”、右錯誤傾向思想的重要體現，也表現出了他的高尚品格。當黨內斗爭過火時，劉少奇總是主動承擔責任，但求解脫大批干部，減少損失。“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左”禍橫流，劉少奇為了保護干部，挺身而出。1966年，面對毛澤東的批評“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劉少奇顧全大局，感到勢必會牽連到一大批領導干部和工作組成員。因此，任憑問題一再升級，劉少奇對指責他工作中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批判”都委曲求全表示接受，多次表示要一個人把這些錯誤的責任都承擔起來。

　　三、反對“左”、右錯誤傾向中要堅持黨內斗爭的正確原則和方針

　　從黨的歷史上看，黨內反對“左”、右錯誤傾向的路線斗爭經常被擴大為不調和的、無情的階級對立性質的斗爭，不講分寸、毫無限制，從而給黨的政治生活蒙上巨大的陰影，使黨的建設遭受巨大的損失。從20世紀30年代的王明極“左”路線到“文化大革命”時林彪、四人幫的極“左”逆流，這種錯誤的斗爭原則和方針一直在危害著黨的建設。劉少奇一貫堅持要正確地進行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線的斗爭，他指出：正確開展黨內思想斗爭，必須“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上，為了把工作弄好，也為了糾正某些同志的錯誤的目的”來進行；因此，必須堅決反對那種“不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上，而是站在個人利益上，或幾個人的利益上；不是為了把工作弄好，也不是為了幫助同志糾正錯誤，而是為了把工作弄壞，為了自己也取得某些不應有的好處，為了發牢騷與報復，為了攻擊某個或某幾個同志……這些目的”。

　　鑒于中共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錯誤的黨內斗爭的慘痛教訓，劉少奇在總結黨內斗爭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正確開展黨內斗爭的原則和方法。劉少奇于1941年7月發表《論黨內斗爭》講演。他指出，黨內斗爭是“為了加強黨的組織與團結，提高黨的紀律與威信，推動黨的工作的進行”，“必須以最嚴肅最負責的態度來進行”，“只能允許合法的斗爭，只能允許思想斗爭，一切違犯黨章黨紀的斗爭方式，都是不允許的”。對于黨內斗爭的方針。他指出：“以更少的代價和痛苦換得黨內斗爭更大的成績和黨的更大的進步，這就是我們今天從研究中國黨內斗爭的歷史教訓中所應確定的今后黨內斗爭的方針。”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論黨內斗爭》收入供干部學習的《整風文獻》，起了很好的作用。被毛澤東稱贊說：“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于黨內斗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志所必讀。”

　　四、對“左”、右錯誤傾向要及時發現，及時糾正

　　歷史證明，適時地正確地進行反“左”反右的斗爭，及時發現，及時糾正，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經驗和有效途徑。

　　1937年初，正是國共醞釀第二次合作之際，劉少奇為了使黨能夠吸取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不顧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早已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得出的結論，于1937年2月20日至3月4日，接連給黨中央寫了4封信。在這些信里，他正確分析大革命時期的“左”傾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內存在著一貫的、系統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傳統”，黨內的“左”傾問題在六屆四中全會后“基本上沒有糾正，還繼續著，在某幾點上還有發展。這些錯誤在黨內影響最久、最深，給黨的損害也最大”。劉少奇的這幾封信寫的非常及時，在中華民族面臨危亡的關鍵時刻使國共第二次合作能夠順利實現并能堅持下去。

　　劉少奇光明磊落，當他認識到自己犯了“左”、右傾錯誤之時，能夠勇于作自我批評，立即修正錯誤。他曾說：“錯誤發現了，糾正了，真理也發現了。我們準備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這是毛主席的口號。今后要繼續去發現我們的錯誤。”劉少奇即使在遭受到黨內“左”傾錯誤打擊之后，仍然能堅持真理，忍辱負重，不計較個人得失，繼續為黨的事業奮斗。1962年，毛澤東嚴厲指責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分析和經濟形勢的判斷是“黑暗風”。在重大的政治壓力之下，劉少奇沒有盲從，從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出發，明確提出不要因抓階級斗爭而放松經濟工作。在以后的調整過程中，他針對不時冒頭的投資過大、指標過高的錯誤傾向，及時告誡全黨要牢記1958年的教訓，在經濟建設上要實事求是，不要同過去一樣在生產數字和計劃指標上去反對右傾。

　　五、反對“左”、右錯誤傾向，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的學習教育

　　從黨的歷史看，確實有些客觀條件容易導致“左”、右錯誤傾向的發生，其中帶有根本性的是黨的理論準備不足和黨員的理論修養較低。劉少奇非常重視加強對黨員干部的學習教育。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第一次用明確的語言概括提出“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建黨路線，并從理論上闡述了這一路線的根據、內容和方法。為了從“思想上建黨”，劉少奇指出黨的干部要認真學習理論。針對一些黨的干部整天忙于一些實際工作，不加強學習，劉少奇講：“那就有危險，就會脫離政治，脫離理論，使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發展起來。”

　　為了加強對黨員干部的學習教育，劉少奇創造性地建立了共產黨員修養的理論。他1939年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全面系統地闡述共產黨員應該怎樣加強自身的思想意識修養、理論修養和黨性鍛煉，以有效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黨的建設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我們黨正確地防“左”防右、反“左”反右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干部基礎。

　　此外，劉少奇還特別強調黨員要有黨內兩條戰線斗爭的鍛煉和修養。他認為，黨員的兩條戰線斗爭的鍛煉和修養如何，關系到黨的鞏固、發展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成敗。鑒于黨內不少同志對于黨內兩條戰線斗爭重要性缺乏真正深刻的認識和體會，缺乏應有的鍛煉和修養，劉少奇指出，我們犯“左”的或者右的錯誤，我們就會要失敗，無產階級對于國家的領導權就要被推翻。他強調：“黨內斗爭，是整個革命斗爭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的同志不但應該有黨外斗爭的鍛煉和修養，而且應該有黨內兩條戰線斗爭的鍛煉和修養。”

　　(洪向華 馬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