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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xiàn)在我們知道現(xiàn)代《婚姻法》不僅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而且還知道《婚姻法》首先禁止的是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魯迅的包辦婚姻發(fā)生在1906年，這是清朝光緒年間，如果我們不用晚清的禮法婚俗，而以當代法規(guī)進行裁判，那么根據(jù)1980年(包括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這樁包辦婚姻也是應當按律禁止，不會受到法律保護的，屬于無效婚姻。

　　《婚姻法》除了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而且對于婚姻關系的建立也有明確規(guī)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guī)定的，予以登記，發(fā)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見第二章第八條)“重婚罪”論者既然很樂意于用現(xiàn)代婚姻法去衡量近代歷史人物的婚姻，那么就應該熟悉全部婚姻法的內(nèi)容，不應該忽略《婚姻法》里所規(guī)定的確立夫妻關系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男女結婚可以不舉行任何儀式，無須雙方家長同意，但必須辦理結婚登記手續(xù)，必須領到結婚證書，這是保障婚姻自主的一條重要法規(guī)。但是魯迅與朱安并沒有履行《婚姻法》上所規(guī)定的手續(xù)，他們未曾到過婚姻登記機關進行過任何登記，沒有“取得結婚證”，因此依照現(xiàn)代婚姻法，他們并沒有“確立夫妻關系”，即這種婚姻關系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認的；并且他們實際上沒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也不成其為事實婚姻。

　　既然法律是不能夠今為古用的，此處仍荒謬的用現(xiàn)代法律去衡量魯迅婚姻，這只是認為即使退一步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謂以毒攻毒，也能夠駁回“重婚”論的說法，并且證明：魯迅婚姻問題必須回到舊時代，回到中國近代社會環(huán)境中去探討，這才是正途，才是真正嚴肅的學術態(tài)度。應該看到，魯迅雖然是處在一個封建禮制時代的可以任意納妾而不觸犯“重婚”律條的社會之中，但是他本人是反對納妾的，他和朱夫人，長期分居，沒有夫妻生活，沒有孩子，盡管如此，他也并沒有按照舊婚俗早早另外“合法”的去娶一個或幾個姨太太，為了生兒育女。他在《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因為現(xiàn)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群墮落。墮落近于退化，與繼續(xù)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薄八�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彼�本人是親歷著這種非人性的舊婚姻生活的折磨，卻以人性化的新家庭觀念約束自己，自相矛盾的生活了二十年。

　　魯迅后來真正的伴侶許廣平是經(jīng)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后的新一代青年，她在考慮和魯迅的關系時認為她的行為并不違背民國的黨紀國法(許當時系國民黨員)，她寫給魯迅的信里是這么說的：“至于做新的生活的那一個人，照新的辦法行了，在黨一方不生問題——即不受黨責”(1927.11.22許廣平致魯迅信)，這說明她和魯迅在當時并不是沒有考慮過“黨紀國法”方面的問題的。魯迅認同了許廣平的說法，他說“我可以愛”，明白地表示了自己還有結婚的權利。他們以公開出版《兩地書》的方式宣布了他們的愛情結合，同時也否定了封建包辦婚姻。對于舊婚姻的善后處理，他們只愿意承擔經(jīng)濟負擔的責任，而決不承認負有法律責任。

　　現(xiàn)在婚姻當事人都早已不在世了，他們無法依照當代《婚姻法》就包辦婚姻向法院提出訴訟，但我們看到他們生前的事實是，魯迅已經(jīng)用他的行動推翻了母親為他操辦的這個婚姻，他攜許廣平一同離開北京，為的就是脫離包辦婚姻的家庭，屬于“私奔”性質(zhì)，后來他們選擇在上海定居。魯迅在北京生活時期是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如果那時的法制已經(jīng)達到當代水準，如果魯迅提出訴訟，應當受到法律追究的就是包辦婚姻的制造者，自己的母親魯瑞。如果傳訊證人，就是周作人，他是當年訂婚的知情者和見證人，他比作為當事人和受害者的魯迅還要清楚這其中的過程。至于兒子愿不愿意成為原告及證人，愿不愿意讓母親處于難堪的境地，則不屬于法律探討的問題。

　　拙作《魯迅的婚姻》在談到魯迅重組家庭的時候這么一筆帶過的提了一句：“(他)并沒有休妻或離婚，卻是繼續(xù)背負著舊婚姻遺留給他們的這個沉重包袱，而且他也已經(jīng)做好了將要承受新舊道德家們的詆毀的思想準備�！碑敃r我以為世俗的偏見是必然存在的，并不重視這類非議，所以只是從婚姻家庭道德及感情方面來闡釋這個問題；現(xiàn)在知道，無論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還是崇尚愛情至上主義，都不及法律條文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因此在現(xiàn)代社會必須懂得運用法律思維，習慣從法律角度來提出問題、探討問題。上面是我試著為增強自己的法律意識而寫的對于重婚問題的思考，我得到的認識是：法律學的進步，決不會成為非人性的舊事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