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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外書摘》 刊登的《 審判“ 四人幫” 上海余黨馬天水、 徐景賢、 王秀珍》 一文稱：“ 據我所在的法庭所知，‘ 四人幫幫’被粉碎的第二天，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開會’，從此再未到上海。‘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中，只有他一個人是在北京被捕的。。這是馬天水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整理的《以共和國名義判決》一書。鑒于這段歷史涉及主要人物、地點的重要性和該書作者工作崗位的權威性，特將我的親身經歷和我所知道的情況寫出來，以證明粉碎“四四人幫” 以后，馬天水一直在上海接受審查，不僅未在“北京被捕” ，更不是“去北京‘開會’，從此再未到上海”。

　　馬天水講了兩點：(一)要求見“四人幫”；(二)希望中央作為黨內問題處理。 彭沖事后說，“馬天水很蠢”。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最擔心的是上海的局勢，因為上海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重要基地。粉碎“四人幫”次日，中央首先找了江蘇、山東、湖北和南京軍區的負責同志到北京談話，向他們通報“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的情況，要他們注意上海的動態。

　　10月7日凌晨4點多鐘，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舉行的會議結束以后，汪東興當面交代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周局長，要他給馬天水打電話，通知他上午來北京，中央領導同志有事要談。電話接通后，馬天水問周局長談什么事?周說中央領導同志沒講；馬天水又問還有誰參加?周說還有上海警備區周純麟司令員。馬天水還問徐景賢、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沒說要他們來。

　　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報了對“四人幫” 實行隔離審查的情況，他由于深陷“四人幫”幫派體系而不能自拔，堅持其頑固立場。據當時在場的彭沖回憶說，馬天水講了兩點：(一)要求見“四人幫”；(二)希望中央作為黨內問題處理。彭沖事后說，“馬天水很蠢”。

　　10月7日，也就是馬天水到北京聽中央通報的這一天，留在上海的徐景賢和王秀珍一直在想辦法打聽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況。因為中央有規定，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電話，所以他們聯系不到馬天水。他們給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辦公室打電話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幾位跟他們關系比較深的人，也打聽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點多鐘，文化部的于會泳傳來消息，說：“今天下午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通知我，告訴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說是華總理定的。”徐景賢聽到這個情況后，他聯想當天發生的方方面面的情況，意識到可能出事了。

　　8日，徐景賢、王秀珍繼續同北京各方面的關系人物聯系。最后他們通過關系，接通了京西賓館的總機，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他告訴徐景賢，說馬天水講，他身體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賢一聽到這句話，趕緊派人去找馬天水的愛人，問馬天水有沒有胃病?馬天水的愛人說馬天水沒有胃病。徐景賢馬上就意識到真的出事了。徐景賢、王秀珍在意識到北京出事后，就著手策劃武裝叛亂。當天下午，徐景賢和王秀珍連續召開會議，研究和部署武裝叛亂。

　　晚上，馬天水在中央找他談話以后，一回到京西賓館的房間，就對秘書房佐庭說，搞一個假的表態可以回去，回去以后還得研究是大干還是小干。他還說，一旦干起來，損失太大，現在是大勢所趨，干是不行了。馬天水的這些話，都是他的秘書后來交代的。從馬天水所說的這些話看，他當時感到很難辦，表態也難，不表態也難，他要表態擁護中央的決定，回到上海怎么辦，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駕馭；他要是不表態，不擁護中央的決定，恐怕回不去。這真實地反映了馬天水當時的心態。

　　由于馬天水遲遲不表態，中央認為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賢、王秀珍也來北京

　　10月10日，就在“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緊鑼密鼓地策劃武裝叛亂的重要時刻，中央通知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開會，打亂了他們武裝叛亂的部署。

　　由于馬天水遲遲不表態，中央認為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賢、王秀珍也來北京。徐景賢、王秀珍走之前，特別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請示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徐景賢、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幾個常委，如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等人，資歷長，有政治斗爭經驗，他們已從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再說，將8日常委會上決定的事情拖了下來。

　　也就在這天上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找國家輕工業部機械局局長謝紅勝和我談話。我當時是輕工業部計劃組副組長，過去對上海的情況有一些了解。

　　谷牧一見我們，就開門見山地說，他是奉命找我們談話的。他說中央已經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現在中央最關心的是上海的情況，所以決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準備明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名義到上海去。他要我們盡可能地接觸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廠的情況，了解社會上的動向，了解“四人幫”余黨有什么動作，把所了解的情況盡快寫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號，有專人處理這些信件，并隨時向中央報告。谷牧要我們盡快動身到上海。

　　谷牧找我們談話后，我們已經買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飛機票了，到10月12日，我們才動身去上海。當天晚上，我們一行8人到達上海虹橋機場，并住進了國際飯店。第二天，我們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員會的工交組和紡織工業局、輕工業局了解情況。當時，我們沒看出他們有什么大的變動，包括辦公室的人來人往也沒有大的異常現象。我們只是接觸了一些表面情況，也聽到一些反映，先后給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記得，為了以防萬一，第一封信沒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蘇州寄的。

　　就這些能把“四人幫”打倒?經黃濤這一煽動，會場立即鬧開，有人當場叫嚷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叛變

　　針對“四人幫”上海余黨妄圖發動對抗中央的武裝叛亂的情況，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處召開會議，討論向上海派工作組，接管上海的問題。會議決定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率領中央工作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黨政大權。中央工作組由中央和國家各部委、人民解放軍海軍、北京市、江蘇省派人組成，最多時有226人，加上隨行人員和新聞記者，約250人。

　　中央做出派工作組去上海的決定后，中央領導同志又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談話，明確要求他們與“四人幫”劃清界限，放棄叛亂的企圖，把立場轉變過來，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葉劍英說：上海是大革命開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覺悟高，對“四人幫”的活動如果說以前受了蒙蔽的話，現在則應當看清楚了。你們不能再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站在“四人幫”的立場上，沒有前途。要站在多數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辦好。

　　在中央領導同志找馬天水等談話后，他們回到上海的當天，也就是10月13日下午4點鐘，馬天水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傳達中央精神，講了毛主席對“四人幫”的批示。在會議議論中，黃濤(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工交組負責人)發言，說就這些能把“四人幫”打倒？經他這一煽動，會場立即鬧開，有人當場叫嚷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叛變。

　　10月20日晚，蘇振華、倪志福、彭沖率中央工作組主要成員抵達上海，住在海軍上海基地。中央工作組當晚即把馬天水找去，當面問他從北京回來后做了什么?現在的認識怎樣?

　　馬天水結結巴巴地回答，從北京回來后，已把中央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區縣局干部作了傳達，并印成文件發到基層。群眾都起來了，沖擊市委，我們已難于工作，現在中央工作組來了，我們就好辦了，我們保證服從你們的領導。

　　蘇振華對馬天水說，我們是工作組，主要是了解情況，市委的正常工作還是由你們負責，該怎么辦就怎么辦。過去你們在“四人幫”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現在要打起精神，將功補過，上海出了問題，還是由你們負責!

　　張承宗在會上揭發說，馬天水曾經讓工廠突擊生產幾萬副手銬，他質問馬天水：你趕做這幾萬副手銬，要干什么？你要銬誰呀？誰讓你這么干的？

　　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改組上海市的領導班子，中央的通知是：為了加強對上海的領導，中央決定蘇振華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彭沖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在收到中央的通知后，中央工作組按照當時重大事件要組織群眾祝賀報喜活動的慣例，決定組織上海市群眾祝賀報喜活動，并派我找市委商量落實。我當即從工作組的住地延安飯店到康平路市委書記辦公大院直接找到馬天水，我對他說了中央的通知和工作組的意見，請市委、市革委會部署通知，祝賀地點定在外灘市革委會辦公大樓，有關祝賀報喜和群眾的游行順序、交通指揮等，要一并做出妥善安排。馬天水表示立即照辦。在談完正事我要離開他的辦公室時，他追著問我，你什么時候離開國家計委的?現在是不是在中央辦公廳?我說我現在不是在上海嗎?他說，我是問你的工作單位?我還是說我就在上海嘛!他不再追問了。過去為了上海引進成套石油化纖設備安排在上海的事，他在京西賓館開會時曾找過我；1975年l0月，我攜帶李先念的親筆介紹信，去上海石化總廠檢查工程質量，也同他有過接觸，他誤以為我在國家計委工作。

　　10月27日，市委召開區縣干部會議，傳達中央通知，蘇振華講話，我坐在主席臺的第二排位置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也坐在主席臺的最后一排位置，馬天水正好坐在我的身后。當天的會上已經有許多同志站出來揭批“四人幫”及其上海的余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其中以張承宗的發言揭發最為尖銳。張承宗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長，曾經擔任過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并長期負責統戰工作。他在會上揭發說，馬天水曾經讓工廠突擊生產幾萬副手銬，他質問馬天水：你趕做這幾萬副手銬，要干什么?你要銬誰呀?誰讓你這么干的?張承宗把這個問題一提出來，馬天水頓時驚慌失措，沒辦法回答，也不敢回答。因為當時會議上圍繞著武裝叛亂、篡黨奪權這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斗爭的氣氛極為緊張。

　　隨著審查的深入，馬天水精神失常的狀況越來越嚴重，直至確診為精神病(屬偏執型)

　　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后，在新上海市委的領導下，以清查武裝叛亂為突破口，揭發批判和清查了“四人幫”及其余黨在上海的罪行，奪回了“四人幫” 及其余黨把持的黨政大權，“既搞清了問題，又穩定了局勢”。到1977年底，全市各委辦、各區縣在發動群眾、廣泛深入揭發“四人幫”及其余黨罪行的基礎上，查清了全市需要查清的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與篡黨奪權陰謀有牽連的重大事件12起。這些事件都得到了認真處理。在揭、批、查斗爭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寫進中央關于“四人幫”三批罪證材料的有98件，向審判林彪、 “四人幫”集團案特別法庭提供證據174件。后來嚴佑民在市委常委會上傳達彭真的意見時說：彭真講，上海對“四人幫”的揭、批、查斗爭是徹底的，審判“四人幫”的時候，上海提供的罪證材料占三分之一。

　　197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準：馬天水離職審查。1978年，馬天水被開除黨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在羈押、審查過程中，馬天水態度不好，不肯交代“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要害問題。后來隨著審查的深入，馬天水精神失常的狀況越來越嚴重，直至確診為精神病(屬偏執型)。按照法律規定，不予審判、收監。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門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在關押期間，于1978年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鑒定屬實。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預審，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之后，馬天水在河北老家的弟弟提出把他領回贍養。上海市委經請示中央同意后，批準了他弟弟的請求，讓其把馬天水領回河北老家贍養。1988年，馬天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