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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主席逝世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剛剛結束，1976年10月6日晚8時多，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在這歷史發展的緊急關頭，在這場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決戰中，作為國家電臺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經受了一次嚴峻的政治考驗。

　　決戰時刻

　　耿飚來到廣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時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經降臨，有幾位未經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進北京復興門外的廣播大樓，徑直走進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的辦公室。來人中為首的是中聯部部長耿飚。他的突然到來，是執行一項重大的、緊急的、特殊的使命。

　　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談到這一使命的時候說，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幫”，“是下午8點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邱巍高到電臺來是晚上7點多，不到8點。”耿飚回顧當時接受任務的情況時說：“葉劍英元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那天晚上親自坐鎮。我去接受任務的時候，葉帥就坐在一個高凳子上等著，中央領導親自交代任務。”

　　后來，耿飚在他的回憶錄里的《春風又綠中華》一章中說：“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邱巍高是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他的參與，一是可以不事先打招呼進入廣播局，二是可以隨時調動廣播局的警衛部隊。

　　耿飚在回顧那天晚上進駐情況時說：那天晚上，他們在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他帶了10名。“我們一進廣播電臺的大門，就直到局長鄧崗的辦公室。鄧崗同志正在辦公，一看我們去了，怔住了。我說是奉命到這里來的，為加強對廣播電臺的領導。我把華主席的信給他看。大約三分鐘工夫，鄧崗同志沒有說話，大概考慮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我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也可以。他說沒有必要了，不必了。隨后，便召集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和局領導開會。”

　　全副武裝　

　　警衛戰士把守要害部門

　　現在來回顧當時的情況是輕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電臺的氣氛異常緊張。

　　自從這些“不速之客”進局以后，局長辦公室的外屋穿軍大衣的人不斷增多了，不一會又搬來了被褥，看來是要在這里“安營扎寨”了。隨之而來的是警衛戰士頻繁調動，增設了崗哨，增加了值勤人員，而且是全副武裝。人們竊竊私語：“一定是發生了大事!”

　　我趕緊向中央電臺的節目傳送間走去。節目傳送間在廣播大樓的第四層，是中央電臺播送節目的前哨陣地，也是電臺的機要重地，所有節目都要從這里傳送到發射臺。一路上，氣氛格外緊張，一道又一道地嚴格檢查證件，除了固定崗哨，又增加了流動巡邏人員。在節目傳送間門口增設了崗哨，直播室門口有兩位持槍戰士分列兩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燈光中閃爍!

　　據后來耿飚回憶說：“邱巍高到廣播局后作了四項布置：第一是控制電臺的要害部門，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第二是保持電臺秩序的穩定，內緊外松，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文革”前，中央電臺的新聞節目實行直播。“文革”開始以后，為“增強階級斗爭觀念，防止敵人破壞，保證安全播出”，陳伯達一聲令下，統統把直播改為錄音播出。從此，中央臺的直播室已經“鐵將軍”把門多年了。有一次為趕播一份外交聲明，因為錄音延誤了播出時間，周總理曾經批評“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終究沒有直播過。

　　但是，這天晚上不僅增派持槍戰士守衛，不一會兒，中聯部副部長馮鉉、張香山急急忙忙來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門旁的沙發上寸步不離。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趕快把直播室鑰匙找來，交給他們。他們在直播室門前坐等。直播室的鑰匙由專人保管。當時，兩把鑰匙分放兩處，因為長期不用，不知道在誰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個小時才找齊上交。他們接過鑰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看到這種情景，我確信發生了大事。有人提出過疑問，這是不是發生了“政變”而控制電臺?當然不是。我們的國家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始終掌握在黨中央的手里，只是宣傳輿論的領導權一時被“四人幫”所把持，現在是要從他們的手中奪回來。正如耿飚所說，中央不是對電臺和電臺的工作人員不信任，而是因為過去是姚文元抓意識形態、抓輿論，中央擔心在這個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歷史時刻，一旦“四人幫”有所覺察，走漏了消息，“四人幫”的余黨或者親信把持了電臺，就會出大亂子。

　　當時的接管是順利的，但氣氛異常緊張。耿飚回憶說，當晚他和鄧崗沒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輪流睡在辦公室的一張行軍床上。頭三天睡覺不脫鞋，連吃飯、喝水都不離開辦公室，由警衛戰士送來，完全是一種戰斗生活，準備隨時應付突發情況。“特別是第一天晚上睡不著，眼睛瞪得大大的，腦袋里在翻江倒海，考慮還有什么漏洞沒有?還有不周全的地方沒有?還會出現什么樣的突發情況，應當采取什么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