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漢字難學論”正被越來越多的人奉為“真理”。
中小學生“錯字”現象嚴重。去年有人提出高考作文錯別字扣5分以引起重視。
大學生“錯別字”現象在增多。
網絡上“錯字”和“別字”比比皆是。
有專家甚至聲稱,全國漢字書寫水平越來越低,年輕人不合格者達70%—80%。30年前,呂叔湘先生曾說過:“10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言,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令人心焦的是,這咄咄怪事在教育水平大大提高的今天,仍舊未能實現根本解決。
“漢字”果真如此“難學”嗎?語言專家們不這么認為。
近日,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原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呂必松教授、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戴汝潛、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林連通、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原古代漢語教研室主任劉慶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田若、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趙明德、北京語言大學研究生導師李潤新、張朋朋等20余位語言專家聚會,聯名要求拯救日益被忽略的漢字教學,呼吁建設漢語自身的本體語言學理論和創新漢語教學方法。
“漢字是容易學的文字”
“大家都說漢字和漢語難學,中國人比外國人說得還多。所謂漢語難學,尤其是漢字難學,似乎已成了不爭的事實。”在語言研究上建樹頗豐、我國對外漢語教學學科帶頭人呂必松教授坦言,他自己也一度認為“漢字難學”。“但是,多年的研究使我逐漸醒悟,認識到‘漢字難學論’是一種不真實的理論,也是一種有害的理論。說它不真實,是因為漢字實際上是容易學的文字;說它有害,是因為它誤導了并且還在誤導著漢字發展方向問題的研究,誤導著我國語文教學和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
專家和學者們接連舉出了眾多實驗和調研的例子,證明漢字學起來其實很容易。“前些天我到河北武安市調研,當地教育局在伯延鎮中心小學召開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語文教育實驗成果展示會,展示了‘大成全語文教育實驗’恢復一年來的收獲。”戴汝潛研究員說,“在這一年里,實驗學生平均識字1931個,是全國實行新課改前452個字的4倍,課改后800個字的2.5倍。尤其是當地實驗班有一個弱智少年,家長本是沒抱什么希望將他送到學校的,結果一年后的今天,家長說做夢也沒有想到,孩子已能認得450多個字了。”
北京裝甲兵工程學院教授張廣照發明“愛我中華識字歌”,經過近十年研究試驗證明,學前兒童和外國人半年時間就能夠認識2500個最常用的漢字,見識由這些字所組成的4萬多個常用詞和3000多段佳句。
2007年,北京新亞研修學院用新編“組合漢語”教材《48小時漢語速成》對來自美國等國家的9名6—18歲的漢語初學者進行了一次2—3周、每周12課時的教學試驗。試驗前設想,這個階段平均每課時最多學會約3.5個漢字,而最終試驗的結果讓人驚喜:學完2周24課時的學生基本上都能認讀120個左右的漢字,最好的學生在24課時之后可以認讀200多個漢字以及由這些漢字組合生成的400多個詞語。
呂必松教授說,漢字易學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學習漢字需要理解、模仿和記憶的要素較少,只有24個筆畫、120個非整字部件和2500個常用漢字;第二,理解、模仿和記憶這些要素的難度較小,組成漢字庫的絕大部分是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和形聲字,而有關研究證明,最能幫助理解和記憶的是形象和事件。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母語教育體系”
既然漢字易學,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學生學不好而錯別字連篇呢?有專家認為,主要原因是對漢字理論認識上的偏差導致教法出了問題。“現在的漢字教學以西方拼音文字主要是英語的語言理論和教學理論為指,往往照
搬照抄人家的教學路子、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就像穿著不合腳的‘洋靴子’走路一樣,搖搖擺擺,教學效果當然事倍功半。”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潤新說,“著名文學大師、世紀老人巴金先生早年也曾贊同‘漢字拉丁化’,但到了晚年,他更新了觀念,深有體會地說,有人以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幾天工夫學會,就能看書寫信,可以解決一切,其實他不過同祖宗劃清了界限,成了一個沒有文化的文盲而已。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要是丟掉他過去長期積累起來的光輝燦爛的文化珍寶,靠簡單化,拼音化來創造新的文明是不會有什么成果的。”
戴汝潛研究員表示,目前必須讓學生擺脫西方語言學理念的誤導。他說,如果兒童語文學習的第一課是脫離已有的母語基礎的、不知其意的b、p、m、f,何談主體主動發展?如果書面語學習的第一筆是強化與漢字毫不搭界的a這樣的弧形筆畫,何談寫好漢字?如果在尚無母語基礎的情況下,大搞雙語教學、提倡與字母接軌、與拼音接軌,以至于“粉絲”、“梅地亞”之類司空見慣,何談錯別字不泛濫?
專家們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與拼音文字的表音文字屬于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兩者并行不悖,有著不同的認知途徑。幾千年來漢字負載著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一起超越時空,與時俱進,自立于世界語言文字之林,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命脈”、“靈魂”、“根基”,她從誕生至今從來就是“延續時間最久、語音詞語語法最獨特的”語種,絕對不會從所謂的“意音文字”演變成“拼音文字”。張田若副研究員從事漢字教學研究已有55年,他說:“必須迅速組織科學探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母語教育體系。”
從“詞本位”回歸“字本位”
專家們認為,目前漢語教學中出現的問題使其面臨著理論和方法兩個方面都亟待創新的局面。
他們認為,漢語教學的最大癥結是近百年來一直借鑒西方語言理論,對漢語的特點缺乏足夠的認識,總是在西方語言學理論和語言教學理論的框架內思考問題。因此,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一條符合漢語特點和漢語學習規律的教學路子。對于漢字和漢語來說,根據漢語和漢字本體固有的認知規律和教學規律進行理論創新和教法創新,建設漢語自身的本體語言學迫在眉睫。
李潤新教授介紹說,對于這一點,法國著名漢學家白樂桑先生曾“旁觀者清”地指出:漢語教學處于一種危機狀態,這種危機表現在針對漢語特殊性的研究,針對漢語教學理論的研究,沒有跟上漢語教學的需要。以適合表音文字的語言的教學法去教漢語,會把漢語復雜化。
值得欣慰的是,語言學界正在進行積極的探索,例如不少語言學家認識到長期以來的“詞本位”已成為研究和學習漢語的“誤區”,以詞作為基本教學單位,而把漢字只作為單純的書寫符號使漢字固有的形、音、義三位一體的本質特征被閹割、異化,漢字構造的固有順序也由有序變成無序,使學生記憶的編碼一片混亂,使漢字由易學的文字變為難學的文字,為此,他們提出回歸“字本位”,即以“字”這個“綱”為基礎探索漢語的結構規律、演變規律、習得機制、學習規律和運用規律。另外,在教學方法上,組合生成教學法、集中識字教學法等也在實踐中取得成效。
對于這些探索,李潤新教授表示,學會2500個漢字常用字,即可通讀99%以上的漢語讀物,這是漢語特殊、優勢之處。可是由于“詞本位”是以詞為教學和記憶單位,學生要學會比漢字數少則幾倍,多則十幾倍的詞語,使漢語的優勢蕩然無存。回歸到“字本位”為核心理論,我們就會從“詞本位”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就會在漢語研究上改變印歐語系拼音文字的“舊眼光”,以漢藏語系的“新眼光、新思路、新方法”來研究漢語,也就真正走上了具有漢語漢字特色的本體語言學的自主創新之路。
本報記者 王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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