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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找到了！”

　　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30周年的時候，原國家科委負責人于光遠在他剛出版的新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公布了一段秘聞：幾位中共黨史研究者讓他找的鄧小平親自寫的一篇重要講話的起草提綱原件，找了幾十年都沒有找到，最近，他的夫人偶然在整理他的另一個房間時把這份原件找到了！

　　這讓那幾位黨史研究者大喜過望。這份原件指的就是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的起草提綱。鄧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就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題解中被稱作“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是我們黨和國家處在歷史轉折時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指導文件。海內(nèi)外對于這篇文稿的起草情況有過不同的說法。十幾年前，幾位中共黨史研究者去向于光遠求證相關情況，于光遠在介紹情況時曾談到他本人保存有鄧小平親自擬定的這篇講話的提綱手稿。這是一個從無所聞的重大發(fā)現(xiàn)，自然引起那幾位中共黨史研究者想要看到這份提綱原件和了解這篇講話稿產(chǎn)生經(jīng)過的極大興趣。

　　這份提綱是鄧小平同志用鉛筆寫在16開的白紙上的，一共3頁，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紙面已微微發(fā)黃。鄧小平同志的提綱列了7個方面的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fā)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后看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于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最前邊，還加了“對會議評價”一句話。這當然是指對中央工作會議的評價。

　　被譽為“社會主義時期的遵義會議”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此前開了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基礎上召開的。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集中了這次會議的正確意見，對會上激烈交鋒、熱烈討論的一系列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焦點問題都做出了明確的解答和科學的結論。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點討論并據(jù)此做出一系列重大決策的，正是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的改革號角和主要精神，就集中在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中。所以，鄧小平同志的這篇講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開創(chuàng)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這么重要的一篇講話，究竟是怎么準備和出臺的呢？有了鄧小平手寫的講話提綱原件，于光遠作為起草這個講話的主要當事人，記憶中的許多要素被激活了，這篇講話的來龍去脈也就接近“原生態(tài)”了——

　　原來，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稿是在中央工作會議議程過半時完成的。最初請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個稿子，鄧小平看了不滿意。他就親擬了這份提綱，召集胡耀邦、于光遠等來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按照這個提綱，談了講話稿所要寫的幾個部分，對需要闡明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講得很具體。于光遠清楚地記得，講話稿的題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也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鄧小平問這個題目好不好，胡耀邦說好，于光遠也說好，覺得題目很新鮮，醒目。當時，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于光遠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物。鄧小平同志將提綱交給他們，指示他們負責重新起草講話稿子。這時中央工作會議正在民主大發(fā)揚的熱烈氣氛中進行，議程已經(jīng)過半，時間很緊迫。于是胡耀邦、于光遠趕忙找了國務院研究室林澗青等執(zhí)筆起草。兩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給鄧小平同志。他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遠等同志逐字逐句地邊念邊做修改。以后又經(jīng)過若干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后的講話稿。講話稿起草完成之后，這份提綱手稿就留在于光遠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經(jīng)過與《鄧小平文選》對照，可以看出，從思想觀點、邏輯結構到主要觀念的文字表述，講話稿確實都是根據(jù)鄧小平同志的手寫提綱寫成的。

　　提綱第一個問題講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爭論的必要”，這個問題寫成了講話稿的第一部分：“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提綱第二個問題強調(diào)“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求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監(jiān)督)”，堅持“政治與經(jīng)濟的統(tǒng)一”，提出“目前一個時期主要反對空頭政治”，主張“權力下放”。這些觀點集中體現(xiàn)在講話稿的第二部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提綱第三個問題提出了“向后看為的是向前看”的方針，指出“解決遺留問題要快，要干凈利落，時間不宜長”；同時強調(diào)對毛主席和對“文革”的評價都“要以大局為重”，“安定團結十分重要”，對于犯錯誤的人要“給機會”，“總結經(jīng)驗，改了就好”。這些精神，在講話稿的第三部分“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中做了具體的闡述和發(fā)揮。

　　提綱的第四、五、六、七個問題，在講話稿中綜合為第四部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當時改革開放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尚未正式列入議事日程，但提綱提出的這幾個問題，實際上大都是講要實行改革開放。這說明正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思路。

　　于光遠回憶說，大約是1978年12月5日，鄧小平又把幫他起草講話稿的幾位“秀才”找去談話。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提出，要為敢想敢做創(chuàng)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制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制度。總不能隨便打擊同志，對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勵態(tài)度嘛！特別是學術研究、思想領域內(nèi)，更需要民主討論嘛。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

　　有一個細節(jié)，其他起草者都不知道。就在定稿后的第二天，鄧小平把于光遠找到他家里，要他單獨起草一段話，舉一些實例，專門批評追查所謂“謠言”，動不動就“立案”的錯誤做法。在同于光遠談話時，鄧小平就幾次說過，有的人、有的機關聽到一點尖銳的議論，就當作“謠言”，追查所謂“政治背景”，就“立案”，進行打擊報復。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這些話幾乎原樣寫進了講話稿，鄧小平同志考慮在講話稿之外再用些實例說明。于光遠按照他的要求寫了一段千字文，不過后來在閉幕會上他沒有這么講。

　　(本報記者劉捷根據(jù)于光遠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