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6日，國家文物局召開的2024年度“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最后一次工作會，發布了河南省洛陽市二里頭遺址、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山西省昔陽縣鐘村墓地、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等4項夏商考古最新進展。

　　“在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區，西、南兩側道路十字交叉，將該區域分為宮殿區、宮西一區、手工業區和工西一區4個分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海濤介紹，“之前已經發現其他3個區有圍墻，2024年我們首次在工西一區發現了圍墻的東北角，從而完整揭示出4個分區都有圍墻的并立布局。”

　　更重要的突破則來自與二里頭遺址隔洛河相望的古城村遺址，新發現3條壕溝與一道夯土墻，出土陶片的最晚年代均為二里頭文化二至四期，推測它們可能是二里頭都邑外圍的壕溝和城墻。二里頭最輝煌的時期，人口規模可能達10萬之眾，堪稱當時的“超級大都市”。但長期以來，這里沒有發現城墻，古城村遺址的重要發現擴大了已知的二里頭都邑面積，為探索二里頭都邑整體布局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帶領的團隊，2024年在殷墟洹河北岸地區探明并確認縱橫交織的干道網絡以及溝渠，構建起了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區都城空間的骨干框架。其中，在武官東地發現的一條縱向干道，路面有密集的車轍痕跡，堪稱大邑商的“城市主干道”。西北岡王陵區東圍溝內探出大片陪葬墓，鉆探確認王陵區西周早期聚落的面積超過8萬平方米，這是殷墟范圍內發現的最大的西周早期聚落。在西圍溝東面發掘祭祀坑48座，以大型坑為主，多殉葬數量不等的馬匹，其中，三人殉象的現象引人關注。

　　北京聯合大學教授雷興山認為，城垣結構、道路網絡、池渠水系是大遺址聚落考古的“金鑰匙”與“總開關”，往往能給考古工作提供重要線索。這些年以城墻結構、道路、水系為突破，夏商周三代的大遺址考古取得了很大進展，改變了人們對于都城格局的認識。夏商時期都城普遍高聳的城墻、多宮格棋盤狀的功能區布局、道路水網結構，生動揭示出當時國家治理的形態。

　　山西昔陽縣鐘村墓地考古發掘的5座高等級墓葬，是目前夏商之際黃土高原東部發現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墓地。其中，10號墓規模最大，長、寬均超過6米。墓室內置木槨，木槨內并列放置3個木棺，棺內各葬一人。中棺內為男性，身體涂朱，頭頂覆有扇貝，左側股骨下隨葬綠松石嵌片牌飾，具有明顯的二里頭文化因素。其他墓葬內還出土有陶爵、漆觚等，部分陶器表面裝飾大三角紋、連珠紋等，表現出較明顯的下七垣文化因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范文謙介紹，該墓地葬俗具有濃郁本土特征，同時還受到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等的影響，填補了太行山西麓夏商考古的空白。

　　對于三星堆遺址，此前人們關注較多的是大量的窖藏和祭祀坑，對遺址布局了解不多。此次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水網等重要遺跡的發現，進一步深化了對三星堆城址布局與功能分區的認識。三星堆的青銅器、玉器到底是外來的還是當地制造？這也是大家關心的話題。位于月亮灣臺地中部的玉石器作坊，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集中分布的籽料坑、石器原料堆積、坯料堆積、廢料堆積、玉石器殘片堆積、半成品以及石斧成品坑等，代表著生產加工玉石器的不同環節，分工明確，證明玉石器是當地制造，也顯示了社會的復雜化程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16家單位同步推進三星堆出土文物保護修復項目，完成祭祀區出土金面具、鳥形金飾等4062件珍貴文物的保護修復工作，同時對銅器鑄造工藝和產地進行研究，發現了目前國內最早使用銅器芯撐技術的實例。通過對青銅器中殘留泥芯的提取，經巖相觀察、主量元素分析，發現尊、罍等容器與神樹、面具等非容器器物泥芯的礦物組成和地球化學特征存在明顯區別，表明兩類器物來源不同，可能來自不同的鑄造地。

　　“4個項目都是夏商時期的重大發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星燦指出，二里頭遺址考古65年、殷墟考古近百年、三星堆遺址斷斷續續也有90年的考古歷程，這3個都城性遺址都有相當長的考古歷史，但最近10多年不斷有新的突破。鐘村墓地是考古前置項目，但可以轉化為學術性主動考古，其發現延伸了二里頭文化覆蓋的區域，提高了人們對于二里頭之外各區域社會復雜化的理解。（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