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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平崛起,在為世界經濟發展作貢獻、受到好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國家或地區政治力量的的擔憂、偏見或嫉恨。因此,時而出現的政治暗流難免會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面臨的障礙。眾所周知,從聯想集團成功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到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并購優尼科競爭中的失利,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受到國際政治因素的明顯困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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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對中國企業海外產權和合約利益的可能威脅,不一定總像“沒收”那么赤裸裸,更經常地是通過稅收歧視、政策歧視、立法歧視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地政府有通過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資企業多交稅或者不讓其進入某些項目的主權。比如,俄羅斯曾邀請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參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權的拍賣。但在拍賣前的一個月里俄羅斯民意越來越傾向于擔心由中國控股俄羅斯石油公司,一時間民族主義意識甚囂塵上,迫使俄議會通過緊急立法,禁止任何國有股份超出25%的企業(包括外國企業)參與俄羅斯國有股份的拍賣。 中國央企在海外投資時往往以資金充裕著稱,公關能力卻只能勉強徘徊在及格線附近。而央企與政府的連帶關系卻常常使得企業的投資行為被賦予了國家意志的猜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企的收購行為自然就很容易遭到被投資國民眾排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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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企業都有這樣的經歷,一開始是要雄心勃勃地“走出去”拓展發展空間,但當在對外合作中出現經濟糾紛、貿易摩擦的時候,卻沒有能或不懂得很好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而使“走出去”受挫。 金融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一些國家的海關濫用自由裁量權,人為阻撓、拖延中國產品通關;歐盟也以安全、環保、知識產權、企業責任等為名,出臺苛刻指令抬高市場準入門檻;很多中資企業反映,“走出去”簽證難辦,工作許可和居留證更難辦。中國貿促會人士指出,今年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涉及的產品范圍會更廣,次數會增加,形式會更多樣,而且發展中國家提起的貿易救濟措施也會越來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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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本土的并購活動因為長期的市場條塊分割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預,沒有形成一個有效和規范的市場。股票市場上公開要約收購很稀少,而國有大企業則不斷的在政府撮合下強強聯合,這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沒有經過真正本土并購的較量算計、艱苦談判洗禮的中國企業,直接出現在跨國并購的舞臺上,他們能對付得了那些身經百戰,老謀深算的外國商人嗎?這實在讓人擔心。 一個個失敗案例或者可以證明,我國企業尚不具備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運行規律的能力,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歷練,可以幫助我們積累教訓、經驗,學會選擇投資品種,控制風險,把握投資時機。 在實體企業家們努力用質量和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為中國制造爭得名分時,金融投資家們走出去時需要多一分謹慎,多一些靈活性,把風險控制放在第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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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國企業向海外擴張時沒有清晰的戰略重點,有的投資決策帶有機會主義色彩,造成企業投資決策失誤,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收益,反而付出了程度不同的代價。就戰略目標來看,如品牌戰略是一個復雜和科學的過程,需要精心的培育、務實的精神塑造和認真的管理。 有些中國企業創品牌的目的多是為了榮譽、名聲,較少是從其發展方面考慮,這就難以創造出國際品牌。就發展戰略看,現在我國的企業戰略做的不少,但能夠按照現代戰略理論并結合中國國情,把成為跨國公司進而超越競爭對手作為目標、真正達到國際水平的企業發展戰略,尚屬少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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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不斷提升;然而,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貿易摩擦和風險也相應增加,“走出去”的企業需面臨諸多挑戰,如何讓企業走得更穩,走得更遠,專家、學者就相關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擔憂和建議。
在“走出去”的路上,中國企業受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只會更多而不是相反。 |
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仍然存在諸多挑戰,需要以更理性的態度應對。 |
政府應加強境外知名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研究,建立完善企業境外參展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
“抄底論”和低價吃進不足取,獲取長期穩定的收益才是企業“走出去”的核心價值目標。 |
企業國際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更要高度關注海外風險,使走出去的先驅企業不要成為先烈。 |
企業做出收購舉動要看清形勢,找準自己在行業的地位,收購后能否掌控新公司心里得有底。 |
只有走出去,才能提供高質量的中國產品和服務,建立良好的信譽,贏得全世界對中國的尊敬。 |
海外并購除了考慮價格因素外,還涉及到當地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問題。 |
企業只有在競爭中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有條件、有時間去改善。 |
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之前,應該在國內先將企業做大做強。 |
2000年,世紀之交。這一年的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首次明確提出了“走出去”戰略,從此開始了中國企業紛紛“出海”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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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中國的海外并購,就必須先說中國的海外投資。中國最早的海外投資案發生在1979年。改革開放的第二年,北京市友誼商業服務公司便與日本東京丸一商事株式會在東京開辦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中國第一家國外合資企業,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跨國經營的序幕。從那以后,中國海外投資便正式進入了起步階段。
直到1986年后,中國海外投資才進入一個相對高速發展期。那個時候,我國境外企業主要集中在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新加坡、南非等投資環境好的國家與地區,境外投資主要以海外投資為主,主要有兩種資源型和貿易型這兩種類型。到1995年,中國海外投資總額達到150億美金。
從1996年開始,中國海外投資真正由一種蒙昧的隨意生長狀態進入一種相對平穩的良性增長狀態。比如,1999年至2002年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合同額保持著穩步的增長,平均增長率為11.1%,政府批準的對外投資企業數也以每年平均261個的速度穩步增加。
2000年,黨中央確立實施“走出去”戰略,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同時并舉、相互促進。2001年,實施“走出去”戰略作為一條重要建議被寫入《“十五”計劃綱要》。黨的十六大報告再次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為此,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海外并購的政策規定,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2004年10月9日,隨著國家發展改革委《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的發布,從減少程序、下放權限、簡化內容、提高效率等4個方面進行了改革,使我國境外投資管理更為有序和高效,更是把海外并購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據拉斯漢姆全球咨詢公司測算,2004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額達到70億美元。
2003年2月,45歲的TCL公司總裁李東生成為了德國著名經濟管理雜志《impulse》2003年第2期的月度人物。此后一年內,李東生備受法國政商兩界關注,當時的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還授予他榮譽軍團勛章。
李東生之所以在異國他鄉受到青睞,是因為在這一段時間TCL先后收購施耐德、湯姆遜的彩電部門和阿爾卡特的手機部門。但這種表面的風光過后,李東生便陷入重重危機與麻煩之中。一直不肯言輸的李東生,也不得在2006年夏天宣布:由于歐美業務持續虧損,決定對海外公司進行重組。
由于海外政商環境的復雜性,許多兩情相悅的并購卻遭遇了巨大障礙。而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中所經歷的最大失誤,莫過于2005年中海油并購優尼科案的流產。
談判中,當初曾主動向中海油示好的優尼科顯得猶疑起來,表示中海油的報價雖然比雪佛龍高,但是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于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美國的《埃克松-弗洛里奧修正案》法案——該修正案以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為標準衡量外國投資,若答案肯定,則監管機構有權中止一切投資活動。
盡管美國政府在這件事上一直保持冷靜的態度,但以國會為主掀起的排華情緒則達到了高潮。7月30日,美國參眾兩院罕見地迅速通過了能源法案新增條款。這一法案的通過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競購成功的可能。
據全球金融數據提供商統計顯示,2009年初的2個月時間,中國海外并購已有22起,涉及金額超過20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上漲了2%,是歷史同期的最高水平。而在2009年2月以后,發生的海外并購又有:湖南華菱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收購世界第四大鐵礦石供應商FMG17.34%的股權,成為它的第二大股東;鞍鋼入股澳洲礦企Gindalbie;中國五礦集團以13.86億美元100%收購澳大利亞OZ公司主要資產的交易獲得成功;吉利收購全球第二大自動變速器制造企業澳大利亞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對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購;中石化收購Addax石油公司,總價達82.7億加元(合72.4億美元),創中企海外并購新紀錄……
盡管,中國海外并購始終處在跳躍式發展狀態中,中國海外并購也將越來越成為主導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重要力量,但總體來看中國海外并購還處于一個初級水平。根據一些機構或專家的研究表明,近年來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至少有70%是失敗的,其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有數據指出,2008年的海外并購損失也達到約2000億元的水平,這一切都不能不讓我們回歸理性來看待這風生水起的海外并購潮。
總結過往案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時,大多數還停留在我到底要什么,而對于為什么要,要到之后到底該干什么、如何干,干好了之后最大收益是什么,最大風險又是什么,這些深層次問題考慮非常少。
因此,如何讓中國海外收購從這種粗放狀態中走出來,建立一套理性、系統的管理模式以可持續性發展道路,相信這不僅是企業家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更是相關的主管官員要考慮的一道命題。
總主持:聞育旻 楊威 專題制作:楊威 活動執行: 張慧鑫、王曄君、種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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