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現在攤販解禁已是一個關系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全局性問題,建議國家對攤販解禁“立規”,并進行統一的指導和部署,如此才能排除地方干擾,讓改革實至名歸。
經濟危機下,返鄉潮和就業難正愈演愈烈。對此,成都市政協委員、四川大學張平在成都市兩會上建議:成都應允許小商販在規定時間和區域內占道擺攤,并恢復夜市經營,通過降低門檻來鼓勵農民工和大學生創業就業。一些政協委員也贊成此建議。(昨日《華西都市報》)
眼下,回家過年的農民工正源源不斷回到城市,在經濟不景氣的寒冬里,他們是否能得到一份稱心的工作,讓政府和社會都為之憂慮。而政協委員張平開出的“藥方”,無疑讓人眼前一亮。
對于解決農民工失業問題,存在兩個思路,一是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二是把留在城市的失業農民工納入到保障體系。然而,這兩個渠道并不足以給失業農民工以保障。
眾所周知,危機之下,市場消費能力和意愿下降,此時,各個行業都在收縮投資,以圖平穩渡過難關。企業如此,農民回鄉投資創業同樣面臨不景氣的風險,所以他們也會慎重而為,倘若農民工在政府的“扶持”下盲目反規律而行,不僅無助于解決就業,反而可能導致嚴重的后遺癥。
把失業農民工納入保障體系,發給失業救濟,這是危機之下,農民工群體意外得到的一個“禮物”。但這個禮物的作用不可被高估。首先,失業農民工群體龐大,以目前的國家財力,給予這一群體以長期的失業救濟,財政上的壓力將很大,也正因如此,人保部已表示,納入失業登記體系的農民工要求“已在用工地穩定就業半年以上”,而非全覆蓋。其次,目前的失業保險制度的支付標準是比較低的,基本是在最低工資標準上再“打折”。僅靠失業保險金,沒有廉租房,沒有積蓄,沒有親友資助,農民工的生活將極其艱難。
因而,農民工需要更多的生存渠道,全面解禁攤販正是這樣的渠道之一。對于農民工而言,上街擺攤其實也是一種創業,不過這種創業的成本極低,市場風險也極小,另外,這種創業的就業容量巨大,一個小攤往往能撐起一家的生活。對于政府而言,農民工擺攤謀生,不僅不需要國家一分錢的投入,而且更能彌補滿足市民低成本的生活需求,可謂兩全齊美。當然,路邊攤販會給城市交通、衛生帶來麻煩,但只要管理得當,這些其實不足為慮。
如果說在經濟景氣,農民工就業機會較多的從前,城市拒絕攤販,向攤販經濟“說不”,尚有一點點底氣,但在經濟發展動力萎縮,就業日益嚴峻的當下,繼續向攤販“說不”,無疑是很不明智的選擇。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是可怕的,但比其更可怕的是思維的僵化,經濟大環境發生巨變,城市政府在政策上也應展現出柔軟的身段,及時進行調整。
不過,與攤販解禁的一浪高過一浪的呼聲相比,現實中,攤販解禁的改革卻是舉步維艱。雖然城管與攤販的沖突長年累月,但是大多城市依然以強硬的手段,全面圍堵攤販。少數城市如上海、杭州等地政策有所松動,對攤販實行“禁改限”,但實際操作起來也大打折扣,如媒體曾報道,上海攤販解禁一年多來,上海真正意義上的、合乎法規的“馬路設攤”極少,成功案例更罕見。因此,攤販解禁的政策推動力度亟待增強,鑒于現在攤販解禁已是一個關系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全局性問題,建議國家對攤販解禁“立規”,并進行統一的指導和部署,如此才能排除地方干擾,讓改革實至名歸。
□韓涵(北京 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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