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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壓力有賴于改革

　　對于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實行一年，有關“退出政策”和是否會發生通貨膨脹的擔心，劉迎秋認為，“有點過早，不應該過于超前地造成心理恐慌和政策調整預期”。

　　在他看來，目前物價并沒有正增長，即使明年上半年物價上漲3%，也不意味著通貨膨脹。物價低的時候，政策應以寬松偏中性轉移，而不是寬松向緊縮轉移。即使物價增長達到3%到6%之間，也還是應選擇中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而不應該緊縮。

　　“總體來說，政策的取向不要有大的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穩定不變，是非常正確的”，劉迎秋認為。

　　楊瑞龍則建議在貨幣政策的結構上進行一些調整，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方面進行調整。“目前來看，對于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貨幣政策上還是有待努力的”。他強調，“貨幣政策既要有效地保證經濟的增長速度，也要能夠對未來的通脹有足夠的警惕，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多位受訪專家建議，圍繞控制盲目投資和產能過剩、行業壟斷限制競爭和活力、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領域存在嚴重差距、缺乏核心技術和高端競爭力、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等深層次體制問題，需要抓緊研究分析解決之道。

　　對于一攬子刺激計劃應該怎么發展，下一步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是什么，劉迎秋表示，政府的財政投入還應當繼續進行。“有人認為政府的投入對民間投資有擠出效應，應該撤出了”，劉迎秋認為，“這是不準確的。到目前為止，物價還是負增長，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需求還存在著不足。而物價負增長里面投資品的價格也在下降，生產資料的價格在下降，這說明生產的需求也有不足，不僅消費需求不足，生產的消費需求或者投資需求也存在著不足。”

　　而要解決需求的問題，劉迎秋建議從五方面著力：

　　第一是4萬億投資里面作結構調整。由原來的著力于投資“鐵公基”這樣的基礎領域，即著力于長遠發展的基本建設，轉向技術改造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換句話說就是企業的生產技術、生產工藝的改造，以及產業轉型所需的一些資金的投入。這是一個很大的投入。

　　第二個由原來重點扶持大企業轉向扶植中小企業。扶持的方式不是直接投資給企業搞生產，而是采用杠桿的方式。比如建立技術改造基金，中小企業如果進行技術改造，財政給予相應的補貼。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方式也可作進一步調整。財政不是把錢直接給企業，而是給銀行。企業如想向銀行貸款以進行技術改造或者產品更新，貸款的利息財政進行補貼。

　　第三就是財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針對低收入階層進行轉移支付補貼。目前來看，這方面的補貼機制有待完善。

　　第四，加大對帶有職業性和技術性的應用型教育的財力支持。

　　第五，面向未來的發展要著力發展更多的服務業，加強對服務業發展的政策資金支持。

　　楊瑞龍也贊同“在保持投資對經濟拉動作用的條件下，考慮投資方向的變化，加強對那些未來極有增長率的一些產業，比如服務業、高新技術等的投資”。

　　“年初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增長，現在應該在保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調結構”，楊瑞龍指出，“對產能過剩問題要有足夠重視，不能大量的投資投到產能過剩的產業當中，為下一階段的結構調整增加成本。”

　　對于投資的主體，楊瑞龍認為，從現在來看，民營投資和外商投資的增長率還不是太高，下一步要努力創造更好的環境來啟動這些民間投資。

　　在楊瑞龍看來，當前經濟問題中關鍵的環節無論促內需還是調結構都依賴于改革，“促內需的關鍵還是要有消費需求，而消費需求背后是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改革要考慮怎樣提高老百姓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問題，這些都能促進消費需求；調結構的問題是一個增長方式的問題，增長方式的轉變又是改革的問題，所以改革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

　　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朱佳木在采訪中也強調：內需起不來，還是一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問題，應該下更大的決心投入更多的資金，盡快把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