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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北京8月30日電 題：印跡·突破·新生——大寨、小崗、華西三村采訪錄

　　記者陳先發、劉健、孫彬、高風

　　“看看我們不久前獲得的中國馳名商標牌匾。”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滿面喜色地告訴記者，“大寨”這個村名如今已成為22種商品的馳名商標。

　　歷史的發展總是超出人們的預見。大寨，這個曾經“火”遍全國的村子，如今以與當年全然不同的方式，再次“火”了起來。

　　歷史每前行一步，都有她的形象代表。共和國60年農村發展史上，醒目地書寫著山西昔陽縣大寨村、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江蘇江陰市華西村等村莊的名字。她們代表著共和國農村的不同時代，而她們的發展變化，則透示著中國農村的美好未來。

　　歷史，不該成為發展的包袱

　　大寨其實并不大，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520口人，本來是中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個小山村。上世紀60年代，大寨人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硬是將“七溝八梁一面坡”變成高產穩產的“海綿田”，成為當時人與惡劣自然條件抗爭的典范，受到毛主席的稱贊。一場“農業學大寨”的運動隨后席卷全國。1964年，17歲的郭鳳蓮也成了全國聞名的“鐵姑娘”。

　　“文革”結束后，山西省委《關于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指出：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頭上的光環突然消失必然帶來迷惘和失落。這個計劃經濟時代的“革命樣板”陷入低谷達10年之久。

　　1991年，郭鳳蓮被任命為大寨村第八任黨支部書記。“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寨的發展路子究竟該怎么走，是建設一個政治化的大寨，還是建設一個市場化的大寨？”郭鳳蓮和大寨人冷靜思考后認為，歷史，不該成為發展的包袱！

　　放下了包袱便一身輕松。全村老少積極興辦企業，走上經濟強村之路，建起了多家公司，并依托名地、名人優勢，從外地引進資金、項目、技術、人才。

　　如今，“大寨”牌核桃露、服裝、鋁塑管、水泥等多種產品行銷市場，取得了驕人業績。“大寨”成功實現了品牌轉化。2008年大寨村民的人均純收入突破1萬元，是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兩倍。

　　大寨曾經的失落與困惑，小崗人也遭遇到了。嚴俊昌曾用“一朝邁過溫飽坎，二十年沒過致富關”來形容小崗村的發展狀況。

　　1978年冬天的一個寒夜，這位“大包干”的牽頭人，跟小崗十八戶農民在一份分地到戶的“秘密協議”上摁下鮮紅手印。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家庭聯產承包制從這份“秘密協議”萌芽，波瀾壯闊的農村改革大幕由此拉開。

　　“大包干”第一年，即1979年，小崗村發生了巨變。全隊糧食總產13萬斤，相當于前15年糧食產量總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可揚眉吐氣的光景沒持續幾年，在風起云涌的市場經濟浪潮中，小崗村的發展步伐漸漸滯重，越來越多的村子后來居上。小崗人異常苦惱：為何起了個率先改革的大早、卻趕了個遲遲不能騰飛的晚集？

　　嚴俊昌們苦苦思索，終于砸開緊鎖腦筋的桎梏，看到了問題的癥結：小崗村成名于“分”、得益于“分”，卻也受制于“分”，在市場重新配置經濟要素時，仍不敢打破“分”的“老真經”，過去的成功經驗成了今天的發展包袱。

　　1997年，嚴德友擔任小崗村黨支部書記。他發現糧食產量已近極限，再靠“包干”式的獨立耕作難以增產增收。而小崗村和其他農村地區一樣出現打工潮，部分農田閑置，面臨“撂荒”的危險。

　　“我就想把這些土地做精做透。”經多方奔走，嚴德友找到投資商，準備出租600畝地發展觀光旅游業。一切談妥后，卻遭到幾個“大包干”帶頭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是“走回頭路”。社會上也出現了小崗村要“重返大集體”的傳言，小崗村土地大規模流轉計劃多次流產。

　　經過無數次勸說與動員，嚴德友制訂了周密的“土地流轉規則”，并在2001年成功流轉80畝土地種植葡萄。2005年，一個養豬場又從村民手里租了200畝地。如今，小崗村60%的耕地被整合起來，進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農民人均純收入4年翻了一番。

　　華西村學過大寨，也深入反思過小崗模式，但最終選擇了一條有自我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以糧為綱”使華西村“當家人”吳仁寶痛切地感到，單靠農業只能維持溫飽和簡單再生產，農民要真正富起來，非發展工業不可。于是，華西村率先辦起了一家小五金廠。為了保密，工廠建在樹林里，在隱姓埋名的十年中，為華西村創造了幾百萬元的利潤，農民收入分配的一半來自這個廠。

　　這中間，華西人內心的搏斗絲毫沒有停歇過。以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為標志，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各地推開時，華西村集體經濟已有了相當的規模，分還是不分？

　　吳仁寶認為，中央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讓農民富裕起來。在僵硬的人民公社體制和“大鍋飯”嚴重制約生產力發展的地方，分田到戶是非常必要的；而華西村每人只有半畝地，集體經濟已經壯大，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為什么一定要分呢？

　　最終，本著對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的理解，華西村沒有分，實事求是地堅持了自己的道路。吳仁寶堅持把全村600多畝良田集體承包給村中的30名種田能手，而將剩余的勞動力轉移到正在蓬勃興起的企業中。20年后，以雄厚的集體經濟為后盾，這一方土地上的人成為中國最富裕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