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日電 今日出版的《中國財經報》刊載了財政部部長金人慶的文章《謀互利共贏、建和諧世界》，文章全文如下：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的聯系不斷增強，二者的相互影響日益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中國的經驗受到重視，中國的成就受到尊敬，中國的未來走向受到極大關注。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對外財經交流與合作活動逐年增多，特別是參加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對話的廣度和深度迅速拓展。因此，黨的十六大以來，如何貫徹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境和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成為我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也是新形勢下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
新世紀新階段我國財經外交的地位和作用
我國財經外交的地位日益突出，是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社會諸多矛盾聚焦于各國的經濟利益層面，全球范圍內在資本分配、資源獲取和信息運用等方面的競爭尤為明顯。為了實現合作共贏，世界各國之間，特別是主要大國之間，更有必要進行關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宏觀經濟政策對話、交流和溝通。世界各國在看好中國發展前景的同時，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關注程度和對中國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這凸顯了中國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之間，就宏觀經濟政策和諸多熱點問題進行對話交流，增信釋疑加強合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審時度勢，積極開展財經外交，對于我們貫徹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維護我國重大利益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歷史原因，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和經濟制度是在大國、富國的操縱下建立的，因此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國際經濟治理等諸多方面都處于有利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卻處于被動地位。毫無疑問，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這種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應該得到改變。經濟全球化使得主要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各國都需要爭取國際社會對本國經濟政策和制度的理解與支持，為本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財經外交越來越成為維護和實現國家重大利益的手段。中國政府始終堅持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增強中國在國際財經事務中的話語權，就意味著我們以實際行動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近年來，我們積極開展各類多邊、雙邊財經外交活動，為維護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發揮了重要作用。
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努力做好財經外交工作，服務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服務于綜合國力的提高。財政部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部門，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自覺服務于國家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戰略全局，在財經外交工作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首先，加強與各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對話溝通和平等協商。通過相互交流對本國和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與分析，增強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應對國際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促進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其次，擴大發展經驗的交流。深入開展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的研討，倡導國際發展理念創新，加強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的經驗交流，互相借鑒在開放條件下實施國家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的成功做法。第三，深化財政和金融實質性合作，加強技術援助和財金能力建設。各國應相互借鑒財政金融政策的實施經驗，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并積極開展國際金融領域的合作。由于各國發展不平衡，因而要積極開展技術援助，加大對本地區貧困國家的支持。第四，致力于營造互利共贏的國際經濟合作環境。要通過協調與配合，促使國際社會更多地關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切實減免重債貧困國的債務，增加發展援助，推動技術轉移。促進國際金融和貿易體制改革，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近年我國財經外交的主要特點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和外交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按照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外交總體布局，我們積極推進對外財經交流與合作，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有力地配合和促進了國家整體外交工作的開展和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
大國是關鍵，與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和經濟體有效地開展雙邊財經對話。目前，與我建立雙邊財金對話合作機制的有美國、英國、歐盟、日本、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印尼等8個國家和經濟體。
首先，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簡稱JEC)至今已經舉行了17次會議，對推動中美經濟關系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2005年10月，JEC第17次會議在京召開，美國總統布什的財政經濟領導班子主要成員悉數與會。會議討論了人民幣匯率、服務業市場準入、經貿關系、能源問題等雙方共同高度關注的問題，大大增進了雙方在重大經濟政策上的理解與共識。目前，JEC已經成為中美兩國雙邊關系的重要橋梁和紐帶。
其次，中英財金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2005年2月，英國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實現其上任7年來的首次訪華，并于當年10月第二次訪華。雙方就當今國際財經領域迫切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達成重要共識，相繼發表《中英兩國財長關于全球發展問題的聯合聲明》和《中英兩國財長關于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的聯合政策文件》，全面闡述了中英兩個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在國際發展領域的立場協調，在國際社會產生了較大影響。
第三，中日財長對話機制建立，開啟兩國交流新渠道。為落實胡錦濤主席2005年4月提出的關于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五點主張，經中央同意，2005年6月第六屆亞歐財長會議期間，中日兩國財長舉行了會談，并共同簽署《中日財政合作備忘錄》。在當時中日關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此舉向外界釋放了積極信號。2006年3月25日，第一次中日財長對話會在北京舉行。這一對話機制的建立，開通了中日政府之間的又一交流渠道，對穩定中日關系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四，中俄財長對話機制啟動，受到雙方高度重視。2006年3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期間，兩國政府簽署《關于啟動中俄財長對話機制的諒解備忘錄》。10月，俄財政部長庫德林就任財長以來第一次訪華，首次中俄財長對話會議在北京舉行。雙方就兩國宏觀經濟形勢、財政政策及中俄在國際財金事務中的合作等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并就今后開展合作的領域達成許多共識。
周邊是首要，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GMS)、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東盟加中日韓(10+3)財金交流與合作不斷向縱深發展。我國植根于亞洲，立足于亞洲。多年來，我們始終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高度重視推動亞洲區域財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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