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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王岐山

　　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單純靠體制本身變革，步伐太慢，需要你們外圍的力量來推動。

　　1985年夏天，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處長的王岐山來到浙江，聽說溫州有個私人錢莊，王岐山專門到錢莊一探究竟。

　　方培林回憶說，當時王岐山聽他介紹完錢莊后，握著他的手說：你是下鄉知青，我也是下鄉知青，你在黑龍江插隊，我在延安插隊。革命先輩為了人民的幸福拋頭顱灑熱血，我們這一代人碰上改革開放，你就大膽去干！把地下的、民間的東西統統搬到臺上來。

　　臨走的時候，王岐山還鼓勵方培林：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涉及到農村金融市場。

　　王岐山走后，方培林找到198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把自己關在屋里，一字一句地仔細學習。

　　在這件名為《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方培林找到了錢莊的邊緣依據：放活農村金融政策，提高資金的融通效益。

　　同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派溫州分行副行長應健雄對方興錢莊進行調研。據他回憶，當時他們查閱了錢莊1年來的金融業務活動賬目，發現所做賬本不規范，行里的兩位同事用了一天多的時間，幫他們重新做過。應健雄認為錢莊整個金融的運作也不合常規，資金的周轉主要靠手頭十來個做買賣的人作為固定客戶支撐著。

　　調研完后，應健雄對方培林說，總行很快會有個關于銀行的管理條例出來，在中國，個人是不許辦銀行的。硬要他抓緊時間把資金收攏，停掉錢莊。

　　1986年，浙江省農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云河在北京開會時，碰到王岐山，王岐山很關心方培林錢莊的情況。李隨即給溫州市委發電報，讓方培林速到北京。

　　方培林到北京后，王岐山邀他一起探討農村金融改革。王岐山對他說，讓你辦錢莊就是想讓你把民間那種無序的借貸進行引導。還有，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單純靠金融體制本身變革，這個步伐還是太慢了點，必須有外圍的力量來推動。你們外部，社會上的金融服務做起來了，多種層次的金融服務做起來了，就會加快國家金融體制的變革。

　　在王岐山的支持下，錢莊總算沒有停。

　　黃金時期

　　知道你下午要把錢匯出去，才上午來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個小時。

　　1987年9月16日，溫州被國務院批準為中國首批13個農村改革試驗區之一。那天，市委辦公室打電話到方培林家，請他火速到溫州參加會議。

　　到了溫州，他才知道，這是市委書記董朝才召開的一個專業戶代表會。會上，董朝才向大家披露了中央決定在溫州辦試驗區的消息。會議結束時，董朝才激動地對這些溫州的能人說：“既然是試驗區，我們支持各種試驗。我們已經為大家搭好了舞臺，歡迎諸位都上臺來表演一番。”

　　回到家，方培林坐不住了，立即給縣委書記周方權打報告，要求批準錢莊公開營業。周方權向市里請示把錢莊作為試驗區的試驗項目，獲得溫州市政府同意。市委書記董朝才專門給方培林簽字，“允許方興錢莊繼續試辦，并請有關部門給予辦理營業執照”。

　　很快，工商部門發了營業執照。但“金融許可證”卻在中國人民銀行卡了殼。

　　拿到營業執照，方培林把“方興錢莊”的牌子擦拭一新，重新掛上。并在招牌上方又嵌上“溫州試驗區”五個仿宋字。

　　“金融許可證”雖然停頓了，業務卻沒有停下來，還出奇地好。

　　有人詳細記錄了方興錢莊的一天。

　　上午10點，一位經營南北貨的老板滿頭大汗地來到錢莊：“請貸給我1萬塊錢，我要到溫州市區進100箱味精。”

　　此時錢莊里沒錢，可方培林仍應允下來。10點5分，他來到經營百貨的陳家，向他借1萬元，對方面露難色：“不行，我下午兩點要向外地匯2萬元，手上這筆錢不能動。”方培林說：“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錢匯出去，才上午來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個小時，保證下午兩點鐘之前歸還。”

　　10點20分，南北貨老板貸到了他所需要的錢。40分鐘后的11點，有人存進1萬，方培林并不急于先還給老陳，而是又用這筆錢應付了另兩位求貸者。下午1點30分，又有人存進了1萬多元。這時，方培林才將1萬元還給老陳。

　　方興錢莊在經營上的靈活性，彌補了銀行在嚴格的法規體系內運行的各種不便。比如銀行的服務時間是8小時，而方培林的錢莊是24小時的服務，貸、存款隨時都可進行。他經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戶之間，了解各家進貨和售出情況及手頭現金的余缺。同時他又專門在信用社存款5萬元，根據信用社存一貸三的規定，一旦需要，就有15萬現金可解燃眉之急。

　　利率的浮動也靈活地體現了市場的需求和規律。當時銀行利率是：活期存款0.24%；5年長期存款為0.78%；貸款利率為1.5%。而民間高利貸高達3%～5%。方興錢莊的活期存款1%，3個月以上為1.2%，一年是1.5%；貸款利率在1.5%到1.86%浮動。這“中間利率”對存、貸客戶都充滿吸引力。

　　“遺產”

　　溫州金融試點，沒人否認方興錢莊的間接推動作用。

　　盡管如此，銀行監管機構卻一直不承認。

　　“我們最大的擔心就是風險，而風險的焦點就是，這個錢莊是方培林一個人辦的，萬一出了事，他頂不了。”應健雄說，“總行三令五申要清理這個問題，考慮到方興錢莊在當地的影響，如予以強制手段取締，肯定會造成客戶的損失而產生社會混亂。所以，要通過銀行自身的改革來取締它，減少震動。”

　　為了與錢莊競爭，并擠掉錢莊，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準率先在溫州施行利率改革試點，溫州的銀行實行利率浮動。溫州也由此成為中國唯一一個設立民間利率監測點的試驗區，成為中國利率改革的“晴雨表”。

　　到1989年，“我感覺到應該把錢莊停掉。地方上已經沒有很好的政策支持，體改委、工商局、工會都可以審批金融機構，各種合作社、基金會等金融服務機構一哄而起。加上當時社會輿論和政治的壓力太大，根本不允許錢莊繼續搞下去，那干脆就不要干了。”方培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就這樣，堅持了5年之久的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停業了。

　　錢莊每期業務發生額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貸，加上方培林對客戶的認真負責，關閉后的掃尾工作做得相當出色，只用了不到三個月，方培林就退掉了所有存款，沒留下任何令人不滿意的糾紛。

　　后來有位銀行行長說，方培林把第一家錢莊辦起來不奇怪，政策變了，中國總會有人去辦。但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沒有給社會造成任何不愉快的糾紛，這才奇怪。

　　錢莊雖然停業了，但由此造成的金融業改革卻再也無法停止。

　　2002年3月，新一輪全國農村信用社浮動利率改革在溫州試點。

　　同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溫州成為中國首個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

　　2003年2月，央行上海分行下發深化溫州金融體制改革方案的批復。至此，全國矚目的溫州金融改革開始實質性啟動。

　　在中國舉步維艱的金融體制改革中，溫州的這一個個金融試點，在后人看來，盡管更是溫州金融發展的結果，但沒人否認方興錢莊的間接推動作用。

　　這恰恰應了王岐山副總理當年所提出的“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需要外圍力量的推動”。(本刊實習記者/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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