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點集團公布的《中國公眾城市宜居指數2006年度報告》顯示，在溝通、就業、就學、做鄰居、子女結婚等7個方面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三亞、成都和深圳居前三，而上海、北京和大連分列倒數前三。這結果，可能會讓首都“很生氣”。(見4月24日《中國經濟時報》)
所謂包容性，是指外來人不僅可獲得經濟物質條件的滿足感，還能迅速融入當地文化，融入當地生活圈子，安居立業，獲得深層次滿足感。
城市首先是一個經濟系統。但事實上，“居京大不易”。無論是個人創業的環境、人才服務市場還是找工作的難易度，以及外來人口就業狀況滿意度都不高。更可悲的是，北京市有近30萬像崔英杰一樣的無照游商，生存在城市的邊緣，從事種種卑微貧賤的職業，與城市管理者形成了長期的對峙。崔英杰的悲劇，可以說正是北京包容度低劣的一面鏡子。
城市也是一個人文系統，決定城市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不同文化的互相融通，不同價值觀的互相寬容，不同階層的和睦相處，各種社會關系和諧共贏。而這種共贏是以城市的公共特質所決定的，理應公平公正地為每一個人的發展提供平等的機會，讓每一個公民都享有教育的平等權利，使每一個居民都能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北京市是外來打工子弟較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其生存環境較為惡劣的城市之一。一些生存了多年，分擔著政府教育責任的打工子弟學校先后被取締，媒體和公眾曾發出了京都之大容下不打工者子弟一張課桌的喟嘆，而這正是對首都教育機會之平等性的質疑。
包容性是一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城市人際環境的根本取向。前不久，北京市市長王岐山曾呼吁，要善待農民工。“北京有幾百萬農民工，他們拋家離子，在這里為北京干活兒，籌辦奧運，雪里來，雨里去。”單是目前北京每天有1300噸的餐廚垃圾、1.4萬噸的固體廢棄物，每天上萬噸的城市垃圾就要依靠外地的農民工來處理。不能不承認，“我們離不開他們”。(見1月28日《京華時報》)。但也有小學生建議在奧運期間對農民工予以限制。我們當然可以原諒孩子的無知，但這種排外意識委實是受成年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
筆者認為，一個城市能否完全地接納外來者，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包容品格和博大胸襟，應該化為城市決策者的執政理念和實踐理性，積淀成城市管理者的人格品性。(劉效仁 )
